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程实、钱智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基于历史经验和当前国情，我们认为，金融体系将是构建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战略重器，将在三大维度发挥积极而深远的赋能作用。以金融支持、金融改革、金融开放为关键支点，中国经济有望在“双循环”之中夯实韧性，在全球疫情乱局之下行稳致远。

维度一：金融支持是“内循环”的稳定器。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从这一视角出发，虽然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已经率先回暖，但是由于全球疫情仍在加速发酵，全球经济“外循环”的压力预计难以消解，料将在金融领域形成两大长期挑战。其一，从总量来看，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拖累之下，“内循环”中的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匹配难度加大，实际利率更易于偏离经济的自然增长率，若不能灵活适度调整，或将延缓“内循环”的长期修复。其二，从结构来看，疫情时代高涨的全球不确定性或将压低风险偏好、抬升信用溢价、扩大交易成本，由此阻滞实体经济循环的正常运转。受此影响，一方面，欠发达地区、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将承受非对称的成本冲击，另一方面，“高风险、轻资产、少抵押物”的新经济亦将难以跨越融资成本上的“价格歧视”。

面对上述长期挑战，针对性地加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将是稳固中国“内循环”的关键之一，以下举措预计将成为核心抓手。其一，以LPR为“利率锚”，以“促并轨”、“破刚兑”、“抑套利”、“降成本”等改革方式引导融资成本的长趋势下行，将推动金融周期匹配经济周期、金融体系让利实体经济，由此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有望构建长期良性的共荣共生关系。其二，加速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和DCEP应用，优化金融市场信息匹配效率，从而扩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普惠性，助力中小微企业等短板领域更便利地接入国内资金融通的“内循环”。其三，扩大直接融资占比，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发挥资本市场风险定价功能，打破新经济在融资环节的“价格歧视”，引导要素资源流向经济新动能。总体而论，这三大举措料将形成“稳经济+补短板+锻长板”的政策集成效应。

维度二：金融改革是“内循环”的加速器。回顾历史，欧美经济强国夯实“内循环”的深层逻辑，在于长期聚力并以合理次序推动“双升级”：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大规模创造消费新场景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同步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聚焦当下，中国金融市场有望通过两大效应推动这一进程。一方面，基于“投资效应”，中国居民财富的配置重心有望逐步从房地产转向金融资产，更有效地转化为经济新动能领域的增量投资，为供给侧的产业升级打开空间。另一方面，基于“财富效应”，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消费能力同步扩张，为需求侧的消费升级注入新动力。

展望未来，发挥金融加速度的关键在于蹄疾步稳地推动金融体系改革。其一，以注册制改革为核心，配合多元退市机制，打造高标准的资本市场体系，形成上市公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循环，强化“投资效应”对产业升级的引导作用。其二，以“零容忍”监管政策加强投资者保护，巩固“财富效应”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三，发挥金融改革的全局性先导作用，带动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以金融价格信号优化要素的配置方向和激励机制，以金融市场工具突破要素跨期限、跨区域、跨部门的配置约束。

维度三：金融开放是“双循环”的连通器。放眼全球“外循环”，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势力加速涨潮，持续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已迎来新一轮重塑。面对百年变局，脱钩自闭只能陷入存量博弈，加速开放才能在新赛道上化危为机。以金融市场的扩大开放为重要纽带，未来中国“内循环”有望构筑与全球“外循环”的新型良性互动模式。

第一，在疫情时代，基于“内循环”的相对韧性和政策的独立性，人民币资产将进一步凸显“高α+低β”属性，即在提供超额收益率的同时，保持与全球其他资产波动的低相关性。由此，人民币资产将在全球视角下呈现稀缺的配置价值，吸引国际资本的长趋势流入。在疫情时代全球FDI增速大幅回落的背景下，这一趋势将提供充沛的资本增量，支持“内循环”的持续升级。

第二，伴随国际资本流入和市场准入放宽，国际金融机构料将提速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全球竞争者的涌入将激活“鲶鱼效应”，加快国内金融行业对资产定价、风险管理、资金融通等核心能力的提升，进而在宏观层面优化“内循环”中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专业化的机构投资者将逐步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长线资金占比亦有望增加，引导交易行为和市场预期趋于理性和多元化，为市场长期繁荣提供微观基础。

第三，基于金融市场的更高水平开放，中国经济“内循环”亦有望把握“外循环”的重塑机遇。在全球疫情乱局之中，中国将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稀缺的“稳定锚”，以“亲诚惠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