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应该是载入史册的一个年份。从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形势被彻底改变。虽然目前疫情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可以很明确的结论是人类今后的发展方向将会和过去几十年完全不同。21世纪的20年代，很可能将是开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
信任缺失威胁原有产业链全球贸易面临结构性下滑
新冠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冲击极为巨大。笔者认为，过去高度有效，各国分工，低冗余度的产业链结构很有可能会一去不复返了。
从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全球经历了近30年的自由贸易大发展。其中比较标志性的事件包括1994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美国农产品大量进入墨西哥市场，而墨西哥的制造业接收大量美国和加拿大转移出去的就业和投资。这对于三国的宏观经济都是有正面作用的，但也导致大量墨西哥农民和美国、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失业。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的十年，外贸占美国宏观经济的比重由19%跃升到30%。而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也是极为重要的事件。从此，全球大量制造业产能开始转移到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经济总量开始高速增长，从城市化速度到减少贫困人口，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
但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为了检疫、控制病毒传播等种种原因，全球各国之间的交通运输基本上陷入瘫痪。全球跨国航空运输量下降97%。即使到了疫情暴发半年后，绝大多数国家之间都没有实现正常的客运和货运。今年二季度全球贸易总额下降30%以上，目前看来下半年也没有快速改善的迹象。不管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面对面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在长期无法实现有效沟通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全球贸易的复苏。
全球贸易目前面临更大的问题是信任缺失。高效的产业链、零库存、专业化分工的前提是高度信任。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之间发生多起限制关键原材料、中间产品以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严重影响了贸易体系的互相信任关系。比较严重的是医疗健康产业，现在多个国家开始提出重要药品和医疗器材实现本地化生产，确保不再发生短缺问题。食品、电子器材、汽车配件等行业也发生了产业链中断的案例。
实际上，全球目前各大行业的通病是产能过剩。国际贸易过去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全球分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实现高效率生产。但在各主要经济体都在推进本地化生产的趋势下，全球贸易面临长期结构性下滑。世贸组织总干事、巴西前外交官罗伯托·阿泽维多今年5月辞职，主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史无前例地在任期中期辞职，代表了他对国际贸易前景的悲观失望情绪。
大规模减税已难以为继财政政策将有根本变化
过去三十多年，全球各国财政政策的核心就是减税。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开始的大规模减税，被各国政府效仿。美国最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从上世纪70年代峰值接近90%不断下降。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任内都大幅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特朗普上台后略微有所上升，目前是40%左右。
过去三十多年，各国也竞相给企业减税。欧盟的爱尔兰成为发达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从1982年的50%直线下降到12.5%，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把税务总部放到爱尔兰。美国2017年年底的税改也直接把企业税从38%降低到21%。全球各国都有大量经济特区，维持极低的税率。笔者看到的研究报告中提到，全球很多跨国公司实际税率接近于零。比如美国的亚马逊公司，市值超过一万亿美元，但是基本上缴纳的所得税接近于零。
大规模减税政策有助于企业股东获得极高回报，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各国财政收入不佳，长期出现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率都居高不下，而且不断上升。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最近提出的经济纲领核心就是给企业加税。他计划将企业所得税从21%提高到28%，同时点名提出对于亚马逊这样过分避税的企业，设立最低税率15%。
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政府都开始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用于医疗费用、失业救济等。目前很多西方国家低税率高支出的财政结构不可持续。在疫情导致各国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很难实现降低财政支出。唯一的出路就是政府提高税率，同时提高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提高消费税、遗产税、关税等。因此，今后我们面临的可能是各国不断提高财政收入的政策。
长期负利率太贪婪极端货币量化宽松已到极限
和财政政策一样，新冠疫情暴发后，过去40年的全球货币政策也面临根本性的转折。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联储有史以来最强硬的主席沃尔克推行的超高利率“打断了通货膨胀的脊梁”，也给后来40年降息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国债利率从两位数到一位数，再从一位数到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从债权人到债务人的财富转移。但是，多国中央银行仍然贪得无厌，把利率降低到了负数。实际利率，也就是存款票面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是负的情况，属于金融压抑，属于惩罚储蓄者，帮助借款人。在票面利率降到负数的时候，可能就是西方谚语里说的“走出太远的一步”。
笔者一直认为，过去十几年的宏观经济学界，包括多国央行的经济学家推动的货币政策太贪婪、太极端，结果就是物极必反。在日本央行、欧洲中央银行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