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500年视野里的美国与中国
时间:2020-07-21 00:00:00来自:新浪财经字号:T  T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吴晓波

198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患上了三重焦虑症的“巨人”。

国内经济因制造业产能的过剩和成本陡增彷徨而找不到出路;在国际上,“日本虎”迅猛崛起,几乎快咬到美国的尾巴了,大有取而代之的气势;而与苏联的长期“冷战”,消耗了大量国力,却似乎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从历史规律中帮助美国人找到勇气。而这个任务,在1988年由一个出生在英格兰的学者完成了。

他有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名字: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其实,他与著名的肯尼迪家族只在血缘上有非常遥远的关系。

他出版的书名是:《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

保罗·肯尼迪,1945年出生于一个英国造船工人的家庭,这让他对海洋和海军有天生的兴趣。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后,他专注于海军史的研究,31岁出版了《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TheRiseAndFallofBritishNavalMastery)。1983年,他定居美国,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

肯尼迪后来回忆说,原本只想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是很快发现,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涉足这个领域,没人把军事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糅合在一起,提供一幅详实的大图景。他的创作雄心因此被激发了出来,事后证明,这是他在当年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关于什么是“大国”,英国学者怀特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那就是:

拥有超过全部竞争对手之和的力量的国家,无论遇到对手怎样组合发起进攻,都能从容不迫地策划战争的国家。

这里所谓的战争,应该包括军事的和经济的。

史学界有一个共识,在上古、中古和中世纪,世界上只有区域性大国,即便中国的汉唐明清、罗马、奥斯曼等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后者的出现是大航海及工业革命的产物。因此,保罗·肯尼迪的叙述起点便是公元1500年。

肯尼迪通过500年的历史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大国的兴衰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其最核心的规律有三条:

◎大国的兴衰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当时环境里和其他国家实力升降的比较。

◎兴衰的主要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

◎不断扩展战略承诺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负担过重,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肯尼迪的大国观察,聚焦点正是他刚刚定居的美国。

他回忆说,新书出版后的那年暑期的某一天,他拿起报纸,看到有一篇报道这样写道: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将开始亚洲六国之行,以此反驳保罗·肯尼迪提出的美国正在衰落的观点。

他差点从椅子上跌落下来。

在后来的两年里,美国国会数次举行专题听证会,召肯尼迪作证陈述。

这一切的发生,都因为这位英国籍教授用“历史之槌”击中了当时美国的痛点。

战后的全球格局出现了“两极世界”,美国与苏联的对峙构成了所有国际关系的前提。肯尼迪认为,当今美国正面临两大考验:一是国力与军事支出之间的均衡性,二是产业格局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在比较了17世纪初的西班牙帝国和20世纪初的大不列颠帝国之后,肯尼迪对美国提出了一个警告:同以往大国的兴衰史十分相像,美国也正面临着可称为“帝国战线过长”的危险。

《大国的兴衰》让弥漫在美国的焦虑情绪进一步加剧,这位新移民教授当然不是最了解美国的知识分子。在批评的激烈程度上,他不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在战略思考深度上,他不如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在策略提供上,他更无法与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比肩。但是,500年的大历史观则让他的声音更加有力。

日后的事实是,美国以消耗战、甚至虚构的“星球大战”计划的方式终于拖垮了体制僵化的苏联,而硅谷的意外出现,替代底特律和芝加哥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极。

这一切都不在保罗·肯尼迪的预测之中。甚至,他仔细计算了美国的钢铁产能和贸易逆差,但是全书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硅谷”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肯尼迪准确地指出了病灶,却没有提供与未来有关的药方。

《大国的兴衰》这本书2006年在中国再版,200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种种数据显示,超过日本也将指日可待。保罗·肯尼迪作品的引入,让中国读者产生了好奇的代入感,时政评论员许知远在为引进版做的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名字给我带来的思考比它的内容更多。”

事实上,《大国的兴衰》的叙述正是从历史上中国的衰落开始的,全书第一章的第一节便是“明代中国”,它成为了西方兴起的背景。1492年,明朝宣布闭关锁国,而哥伦布在这一年发现了新大陆,保罗·肯尼迪惋惜地写道: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不过,当肯尼迪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此书的时候,还是敏感地发现了这个东方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他在最后一章“面对21世纪”中,以“平衡发展的中国”为题,专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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