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里面分成两类，一类是经常能见得到总统的，一类是基本见不到总统的。加尔布雷思属于前者。其实，在美国，经济学家里面真正直接影响总统和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其实就两个人，一个是凯恩斯，罗斯福后面的好几任总统，无论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第二位就是加尔布雷思。

他曾经是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总统的座上宾，担任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经济顾问，其思想曾经一度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制度政策，两位总统从不避讳他们和加尔布雷思“明君”与“圣贤”的关系。

他是最近几十年来唯一的一个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中国不是特别有名，在中国改革开放拥抱世界之后，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远去。里根时代，加尔布雷思所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彻底失势，之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新自由主义在中美经济学界成为长期占据C位的绝对真理。

《丰裕社会》是奠定加尔布雷思江湖地位的主要著作，1958年首次出版，马上成为极受西方社会朝野欢迎的一本畅销书。在三年内再版八次，被迅速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全球销量达到数百万册。尽管这部著作和他其他的经济学作品大都引发了公众、媒体的广泛反响，但最终，加尔布雷思还是因为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名垂史册。

对于作家和记者，书畅销是绝对的成就和喜事。而在学界的潜规则里，是不学无术、哗众取宠的代名词，因此加尔布雷思被讥讽为“记者风格的经济学家”。甚至同样被看作凯恩斯衣钵传承人的著名学者萨缪尔森也不无醋意地恭维他是“无所不知的天才”。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丰裕社会”是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对现实社会描述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当权者把自己描述成“丰裕社会”的创造者，而在野党，则利用书中的观点痛斥政府对公共服务投入的不足。

十分令人惊异的是，1965年，这本书的中译本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为徐宗士（笔名徐世平），曾经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同样令人称奇的是，我居然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了这本译著，封底内页有上海青浦县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的印章。我十分好奇被印制的1900本书，除了青浦县革命委员会，还落在了谁的手里，谁认真读过，对谁的思想产生过影响。

依照当时的惯例，徐宗士先生在“中译本序言”中对自己翻译的这本书进行了长达7页的严厉批判。义正词严地痛斥“作者这些论证，完全抹杀事实且荒谬透顶”。然而透过穿越50多年泛黄的纸张，认真看完这部著作后，我认为，重新研究《丰裕社会》这本书诞生的背景和观点、理论，对于几乎和当时的美国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中国，尤其是中国企业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

加尔布雷思认为当时的美国已进入一个“丰裕社会”的时代。他认为过去的经济学是以贫困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他把这些思想定义为“传统智慧”。因此传统智慧必然充满了悲观沮丧的情绪，也必然是过时的理论。

在《丰裕社会》一开篇，加尔布雷斯就提出了经济学中的终极问题——如果我们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已经终结了物质稀缺怎么办？而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研究稀缺。人类社会几乎在全部历史时期都处于绝对的贫困，这让人类在思维上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一种基于贫困的习惯，甚至连我们的身体也由于害怕遭受饥饿而功能性地囤积脂肪。

即便现在普通人所轻易能够享受到的便利和闲适是连古代的国王也未必能够获得的，但人们的思维仍然局限在以往贫困时奠定的模式之中，生怕再次陷入饥馑和匮乏。这让人们始终忧心忡忡，加班加点不断制造出远超出自己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即便在美国更多的人死于食物过剩而不是食物短缺，但人们仍然在致力于生产更多的食品。

加尔布雷思描述的丰裕社会中，生产已经不止满足生存需求，而且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欲望。不是需求在推动生产，而是生产在创造需求。生产为了解决就业，就业催生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者信用的扩张导致需求进一步放大，这又反过来维持着巨大的生产能力。工资、利润的增长以及消费者信用的扩大，必然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倒逼工资的增长，就这样相互促进，不断循环。

《丰裕社会》的时代正是战后世界经济恢复繁荣的时代。美国人开始享受高生产率带来的物质充裕，人们不再需要担心温饱，经济领域的主要任务是创造需求，以赶上不断提高的生产率。

当然，加尔布雷思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证丰裕社会依然存在严重缺陷：第一，生产者主宰了消费者；第二，过分强调物质至上，把物质产品增加等于幸福；第三，存在严重收入分配不平等；第四，公共服务的投入远远跟不上私人财富的增加。

《丰裕社会》一书的风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社会，尤其是主流精英们的思想，成为众多大学的指定读物。不仅在美国，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对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整个西方广泛的政府扩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自里根执政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上风，加尔布雷思被那些早就看他不顺眼的学者们拉下神坛。

萨缪尔森在评论加尔布雷思时指出，美国人在上世纪6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后，反而比以前更勤奋、更辛苦，工作时间更长、强度也更大，因为他们要努力满足更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