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周天勇

笔者按：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今天发表之八。

在这篇文章要发表时，6月30日下午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提出，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要积极探索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的具体路径和办法，坚决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笔者也就此谈点作为一个学者的学习体会。

宪法规定农村和城郊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城镇土地属于国有，政府只有在土地用于公益事业时，才可从农村集体征用土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一种公有制形式的具体体现。

在一个经济体中，任何一种所有制安排，都与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相联系。如城镇中的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运行体系中，它只是一种部门审批组建的国民经济生产的一个大工厂，或者说是一个大车间，它没有经济方面自己的权债利。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以及价格水平、资金收支、物资供应、招工退休、产品销售等等，都由国家计委、财政和行业主管部门决定和管理。然而，在市场经济运行体系中，生产决策、投入品采购、要素组合、产品销售等等，是市场在调节，而不是计划，企业要成为经济主体。因此，虽然其土地等主要资产为国有，但是企业从没有权责利的工厂变成了有经济责任、权力和利益的公司，从部门审批变成了工商登记注册。土地使用财产权一定为国有企业经济法人拥有。

20世纪80年代前，在生产购销计划与自给自足比率较高混合的农村经济中，劳动力集体配置，生活消费品和宅地由集体实物分配，虽然经济效率很低，但土地作为一种生活和生产资料，为农村集体所有，与这样一种经济运行相适应。然而，国民经济运行方式从计划调节转变到了市场配置，这既要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这种公有制为主体不变，但这种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结构和实现形式需要创新。

1．农村生活用集体土地的所有制结构安排

一般来说，消费品为个人和家庭所有，大额资产中的汽车也为个体和家庭所有。在城镇中，国有居住和经营用地与地面建筑常常无法分离，其实也是分不同的年期，将土地的使用财产权让渡给了经济法人和自然人，其中住宅这种使用财产权可以继承，也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城镇居民因此而有了自己的不动产和财富。公司等经济法人也可以以股权的形式，交易土地的使用财产权。

但是，农村居民作为生活资料的土地：（1）实物分配没有改革。没有进行如同城市中一样的，土地从实物分配向商品化和货币化分配的改革，没有从以市场经济意义上明确农民的宅地使用财产权及其继承权。因此，也就没有明确其在二级市场上的使用财产交易权。农民还处在自然经济中，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和财富。

（2）目前这种体制与市场经济运行相冲突的是，城乡之间居住资源的分配无法由市场供求去配置。一是一些城郊和离城市距离不远的农村也发生空心村和村庄衰败，有需求的邻居或者城镇的中居民不能去购买其闲置的宅地；二是这些闲置的宅地，若货币和交易可以通过关联配置的方式，可以集中加以整合，用于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三是一些地处边远山区，如果其土地的使用财产权可以交易，则宅地闲置和村庄衰败后，可以由从事农业、药材、林业和旅游等等的投资者，整合为其他用地。但是，由于集体土地住户的土地使用财产权不能交易，就无法实现农村这种闲置宅地的再配置和再利用。

（3）目前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不明确的情况下，农民无法拥有和积累自己的资产和财富。城市中由于土地有偿出让和住宅分配商品化改革后，市民不仅改善了住宅条件，更重要的是因可交易和可继承，有了自己的资产和财富，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住宅和连带的土地使用财产权。但是，农村居民，对于他们的宅地，到现在因为不能明确有继承和交易权，实际上没有宅地使用财产权，也就不可能有资产和财富的拥有和积累。这对于农村农民来讲，与城市市民相比，资产和财富拥有在体制设置上极不公平。

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农村宅地集体所有、农户使用和其他居民居住的三权分置，市民到农村居民的宅院中只有居住权可能存在的问题在于：（1）农村宅地只有居住权的安排，对于农民出租和市民租用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双方也不可能有恒产和有恒心。城镇居民不会给农民以市价水平的支出交换居住权，假如居住权是20年，期间宅地产权还会如何改革，政府会不会拆迁，规划如何变动，谁也不敢预期，农民卖出和市民购入这样的居住权，产权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2）宅地三权分置结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