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年一度的陆家嘴论坛如期而至。

连续十二年的金融盛会，此次是最为特殊的一届：它在全球经济受疫情严重冲击之时举行，海内外各界期待在浦江之畔重拾信心；它又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建成”的目标之年举行，势必承载起人们对国际金融中心新起点、新使命、新愿景的期许。

两个“特殊”交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正进入承上启下、化危为机的关键阶段。

打破摩天大楼定律

全球经济学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摩天大楼定律”：刷新纪录的摩天大楼建成时，往往伴随着景气周期终结、衰退危机开始。

2008年环球金融中心建成，成为当时世界第一高楼，当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日历翻到了2020年，此时的环球金融中心不再是上海第一高楼，但“摩天大楼定律”却被打破——它已经成为国内全球金融机构集聚度最高、年产生税收最高的楼宇之一。它所在区域，是最新权威国际排名中，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名副其实的“心脏”。

这个波折变化的故事，恰与十多年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轨迹暗合。经过不懈努力和持续发展，如今上海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金融中心框架体系，具备了较为齐全的金融中心基本功能，金融开放程度大幅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显著提升，金融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综合排名和主要金融指标位居全球前列。

这是一条迎着困难和挑战一路走来的轨迹，它背后始终有乘风破浪的勇气，有危机中育新机的眼光和决心。

沿着时间轴再向前回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最初的落子布局，便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参与浦东开发开放的上海人都记得，1991年邓小平同志就曾对这片热土寄予厚望期望：“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小情同志说这些话时，浦江对岸的陆家嘴还有大片农田。

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并将它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长期战略正式确定下来。

2009年，国务院颁布广为人知的“19号文”，首次明确提出“上海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19号文’第一次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这样一个国家战略，做了具体部署和安排。”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表示，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失衡、国内经济需要转型升级、上海城市功能亟待提升，矛盾和挑战的“三重共振”，恰好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机遇。

“十多年前我们建设金融中心，基础还比较薄弱，对外资金融机构比较依赖；如今，大量有远见的海外金融机构，都在考虑加快来到上海，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认为，相比2009年，如今上海金融市场规模、功能、影响力均不可同日而语。进入基本建设之年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背后是总量更大、质量更高的中国经济，是实力更强、定力更足的金融治理体系与能力。

“今天，我们面临着全球疫情冲击、逆全球化的严峻考验。但和当年困难中起步时一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依然有巨大的发展机遇。”张军说，在经济全球化新格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进一步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努力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改革比“从算盘到电脑”更难

上世纪90年代，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成立不久，已经有不少国家特地来向这个在金融业只能算初出茅庐的后辈取经。

当时，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交易所，不少还流行着手势喊话的口头竞价方式，而上交所从一开始就摸着石头过河，大胆采用了电脑交易模式。当时，国内银行月末结账靠的还是人工打算盘，而上交所开张第一天就进入了电子交易时代。

今天的上交所，新一轮改革正进入到关键阶段。与当年“从算盘到电脑”的进步相比，这场改革跨越却有着更深层的意义。

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总书记宣布交给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其中一项便是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从那一天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者、参与者都开始意识到，这项重大改革任务，不是简单增加一个市场板块，而是要素市场的重大布局，是架设对接资本市场与创新资源的重要通道，是联结科创中心建设与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桥梁。

就在前不久，科创板迎来开板一周年。一年来，科创板已上市企业超过110家，总市值超过1.7万亿元。但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科创板仍然存在的“短板”，是改革攻坚中仍需逾越的障碍。

最近，上交所提出，将从优化“资本供给”和“制度供给”入手，在科创板研究引入单次T+0交易、适时推出做市商制度、研究推出鼓励吸引长期投资者的制度……一系列资本市场改革创新，迎难而上，持续推进。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征程中的一个缩影。在此期间，上海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探索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际和国内两个关系，全力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发展大局。

2019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1934万亿元，是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