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省会城市，都有一个做大做强的梦想。
6月7日-9日，济南市党政代表团马不停蹄赶往郑州、西安进行考察，希望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做法，加快提升省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无独有偶，广州市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围绕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坚持城乡整体规划、一体建设、精细治理，增强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认为，目前很多中西部地区还没有一个强中心城市，做大做强省会，是提升省会话语权的现实选择，也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在他预计，很多省会都会继续跟进强省会战略。
多地推出强省会战略
省会，是每个省份的门面担当，承担着带动整个省经济发展的重任。为了做大做强省会，今年以来多个城市接连放出了大招。
6月1日，济南《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实施细则》正式实施，从求学、就业、居住、投亲、人才等六方面放开落户限制。按照规定，无房、无学历、投靠亲属者均可落户，山东省会济南吸引人才的诚意可见一斑。
揽人同时，济南也在扩大自己的“朋友圈”。6月8日，山东省政府“画”了省会、胶东、鲁南三个经济圈，其中的省会经济圈包括济南、淄博、泰安、聊城、德州、滨州、东营七市，省会济南的腹地迅速扩大。
在胡刚看来，做大做强省会的途径一般有三种，通过放宽户籍限制加强人才人口吸引力，调整行政区划以合并周边区县或地级市，以及产业转移提升省会辐射力。随着行政区划调整难度增大，越来越多省会也开始选择都市圈软性扩张的方式，背靠更广大资源来参与国内以及全球竞争，不断提高城市首位度。
拉上周边“小伙伴”，一起做大做强省会的还有南昌和贵阳。去年7月，江西出台《大南昌都市圈发展规划（2019-2025年）》，南昌、九江等多个市县被纳入“圈内”。通过都市圈平台参与全国区域竞争，南昌存在感大大提升。2018年末，该都市圈总人口1790万人，GDP为10506亿元。
今年2月，贵州出台《关于支持贵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希望通过贵阳贵安融合发展，改变省会贵阳因空间制约难以“大展拳脚”的束缚。
当城市化进程步入都市圈发展时代，不断提高城市首位度，背靠更广大资源来参与国内以及全球竞争，以此带动周边城市发展，似乎已成越来越多的省会城市发展之路。
身处“散装江苏”的南京，则通过做强交通的方式集聚区域要素。今年5月，南京出台《南京实施方案》，意欲通过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综合枢纽城市，构建米字型铁路网络，提升南京中心城市首位度和省会城市功能。
此外，还有昆明、合肥等部分省份在区域竞争中的名次，实现了“被动式”上升。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和核算制度，昆明2019年GDP较初步核算数增加814亿元，达到6475.88亿元。受此影响，其GDP总量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排第12位，位次较2018年的17位前进5位，在西部省会城市中排名第3位，经济总量实现了新跨越。
强省会战略徐徐铺开，是不是就意味着省会城市越大越好？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并不赞同，“一般省会城市经济占全省3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水平。”
按此，强省会城市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呈现出内陆强省会、沿海双子星的格局。
2019年，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低于20%的城市，有济南、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其中属济南经济首位度最低，为13.29%；高于30%的省会城市有武汉、海口、成都、西安、兰州、西宁和银川等，其中又以银川最高，为51.33%。
西安、南京、成都强势复苏
突如其来的疫情，也引来关于强省会战略的争议。一般来说，省会城市都是每个省份的人口和产业集聚地，易造成疫情传播扩散，导致经济遭受重创。
以经济首位度约35%的武汉为例，此次疫情导致其一季度GDP骤降40.5%。不包括未公布一季度数据的长沙，同期武汉的排名从省会城市第3，迅速掉到第6的位置。
“并不是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受疫情影响就大，尤其是特大城市需要纠正这种误区。”陈耀认为，疫情属于重大突发事件，人口密度与疫情影响程度相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以及城市自身产业结构。
以最新的1-4月数据为例，在多数省会城市还处于负增长之际，西安、南京和成都的工业、投资双双呈现正增长的态势，释放出经济强势复苏的信号。
1-4月，西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转负为正，同比增长了3.4%，比一季度提高5.5个百分点；投资则延续一季度微增态势，1-4月西安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了5.8%。
这意味着，在18座已公布1-4月经济数据的省会城市中，西安工业、投资增速分别位列第一、第二。
同样表现强劲的还有南京和成都，是为数不多工业和投资均保持正增长的省会城市。1-4月，成都规上工业增长0.7%，投资微增0.1%，跳出了一季度负增长的区间。
作为一季度省会城市中唯一经济正增长1.6%的城市，4月南京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虽环比回落0.6个百分点，但投资中的服务业投资出现强势反弹，1-4月增速提升了5.8个百分点。
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