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朱克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

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技术与资本。二者结合，构成大国竞争力的关键。在当前疫情趋于稳定、经济走向增长复苏的紧要阶段，更期待金融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打造科创金融支撑发展的新动能。

一、未来之重：走出疫情危机影响的根本路径在科技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给全国科技工作者代表的回信中强调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这为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实现增长复苏、国家走向繁荣强盛指明了方向。

疫情的发生，对经济造成了全面冲击。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有效实现疫后经济的恢复增长，迫切需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需求。过去我们的发展主要靠资源投入与人口红利，由此彰显出中国的巨大市场优势。但从市场规律看，通常消费需求的显现与社会撬动需求的手段相关。当科技被广泛应用时，消费需求的能量激发将会呈指数级上升。这些年来，中国市场需求的兴起，根本上得益于国内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光纤、宽带、移动通讯、北斗、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人们容易看到的是那些商业模式迭代、品种业态翻新、消费方式便捷等带来的中国市场繁荣，而没能看到在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大规模现代科技基础设施的运用，其实这才是中国市场需求的真谛。由此，现在互联网公司越来越多的成为科技公司。疫情过后，我们需要更多地深挖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及新经济涌现出的成果，同时洞悉把握未来新的市场需求，充分释放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能量，这是中国经济实现全面复苏、真正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2008年以来，经过几轮大规模需求刺激，我国激发需求的空间已不如以前，传统的需求刺激政策有效性在降低，由此带来的扭曲则可能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看“新基建”，我们更多应该看到“新”，而非单纯的“建”。当下，以新兴科技基础设施为支撑的新型基本建设正恰逢其时。相信我们在新基建方面的努力，不仅仅是有效带动内需，更重要的是抓住当前全球科技产业重构布局的机遇，打造出中国更多硬核科技的创新成果，成为我们领先于世界数字经济的契机。

二是效率。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我们追求增长效率的手段惟有科技创新。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依靠科技创新，不但可以创造更多产出，而且是更富效率地创造产出。面对疫情带来影响，我们既要现实纾困，更要立足发展。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办法，不再是大水满贯，也不是简单扶弱、照顾，而是以积极的态度，顺应市场优胜劣汰的筛选，去择优扶强，让好企业充填社会活力，让市场去调节和疏解问题。从长远看，资源配置和政策取向都应更多向那些现代科技企业、那些具有高成长性和影响带动力的企业倾斜。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定是由伟大企业承载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复苏和未来振兴，寄希望于一批像华为这样伟大科技企业的诞生，未来中国经济的亮点一定是“创新经济”。

在开放的环境下，检验经济增长效率的最终标尺是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越是融入国际环境，就越需要考虑国际要素变量对我们的影响。当前，疫情给我国增长环境带来的最大制约，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变迁。认识这一影响，我们需要自信但也需要理性。不能简单以为我们是“不可或缺”，而不以为然。经济增长对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实质表现为一种复杂的产业生态关系。在这个关系体系中，重要的不在“你有什么”，而在“你能控制什么”；不在“有没有你位置”，而在“你占据什么样位置”。有时候，“需要你”还不等于就是“由你说了算”。

这些年，我们以工业门类齐全、占全球30%的制造能力和巨大市场规模的优势，赢得了全球经济生态圈的机会，并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要清醒看到，恰恰就是制造业，这是最能集中承载硬科技成果的领域，目前我们总体上还没有突破高端，许多还是中低端制造，甚至有的还是代工生产。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我们有些还未占据高端生态位，多数是制造的“承包方”，还不是“发包方”。过去我们的“追赶”是靠科技，今后“制胜”更要靠科技。随着疫情后全球经济的洗牌布局，关键看我们如何赢得产业链条建设的主动权、掌控权。要在未来赢得一流的经济竞争实力，就必须拥有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在“位置为王”的时代，没有高端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引领，我们就不能真正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不占居全球产业生态的“高端位”或“有利位”，我们就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这应该是疫情后我国经实现济增长复苏的根本立足点。

一百多年来，世界先后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危机前后实践证明，凡是善于迎难而上、依靠科技锐意创新的，都能很快摆脱危机波动并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发展。美国在大萧条后依靠技术创新迅速进入以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化发展高峰期；日本在石油危机后依靠技术创新实现节能型、低耗能产业迅速崛起；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依靠技术创新快速步入知识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期。这些当年成功应对重大危机的国家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