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到科研界，中国科研的论文数量和专利成果也呈爆发式增长，科研界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危机往往会被喧闹的繁荣掩盖，在鲜花背后，中国科研暗藏着哪些危机？科研体系又有哪些弊病？

第一财经专访在国内外有20年科研经历的博士后李娓，探讨目前中国科研体系的现状及其弊病。

李娓2001年进入大学校门，2005~2011年在华东理工大学发酵工程硕博连读；2012~2015在美国莱斯大学（Rice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2019至今继续在莱斯大学从事微生物代谢工程的研究。

游走于中国与美国科研界，20年间她也曾跳出科研体系创建公司，据她观察，中国科研界在20年间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可以说是从“一片萧条”到“繁花似锦”，但也免不了有各种弊病，有些是中国科研界“独有的”，有些则是“世界通病”。

李娓认为，如果不跳出中国科研圈，很多“病”难以发现，包括导师权利过大、学生知识产权得不到保障、圈子现象、唯论文论等。“避免裙带关系和大树下面好乘凉的现象，更加注重学生和老师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以及设计更有弹性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是目前中国科研圈急需作出的改变。”她说。

大树底下好乘凉

第一财经：你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如今在美国大学搞科研，从你的经历来看，你认为目前中国的科研体系存在哪些弊病？

李娓：现今我在美国莱斯大学做科研，如果没有脱离中国的科研体系，我可能也不会意识到其中的弊病，因为人如果一直处在同一个框架下，即使意识到这个框架不合理，也很难想到如何去改变这个体系。

首先，中国科研界有出大树下面好乘凉的现象。中国的科研团队像一棵大树下面有很多小树，一个课题组通常是由一位比较厉害的大老板带一群老师（俗称“小老板”），他们的科研经费和成果都是共享的，更容易有一些裙带关系。而在美国，科研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导师负责一个团队，带领科研人员、博士生、硕士生做项目。

第二，知识产权方面。我在中国和美国都申请过几个专利。在中国，专利所有权归学校所有，因为我们是拿着学校的课题、经费、资源在做研究，当时对此也没有疑义。

后来到了美国才知道，专利权益可以在发明人之间按照比例分享，导师根据每个人对课题的贡献把比例确定下来，这样就避免了日后在奖励方面的纠纷。我在莱斯大学的课题组曾经向欧洲转让过一个专利，每个参与者都获得了一定经济补偿。

我认为，中国学生在校期间申请专利的规则还有待改善。

第三，论文是最重要的考核标准，以及其挂名方式还有待商榷。中国有很严格的晋升制度，要达到一定的成果才能获得职称上的晋升，并且科研小组的架构让课题组任何一篇发表的文章都可以带上这个课题组所有人的名字。中国副教授、博导、教授晋升对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但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亲自参与具体科研项目，但鉴于是在同一个课题组就可以挂名。我认为这对于课题的主要贡献者有失公允，对整个师资队伍的建设也是不利的。

第四，中国高校导师对学生能否毕业和拿学位的话语权太大，学生相对被动。很多理工科专业，为了统一标准和方便考核，学术委员会对学生的毕业和学位获取都有具体的研究成果考核，如发表专利、期刊数量和所发期刊在专业内的影响力都有要求。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学生的文章能不能发、发哪一种期刊都掌握在导师手里。

目前高校的状况是僧多粥少，博导多、博士生少，很多导师会利用自己的权力留下比较能干的博士。学校规定硕博连读4~5年可以毕业，但真正4~5年毕业的人少之又少，延期毕业已经成常态。如果规定的毕业期限脱离现实，可能要以更弹性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的科研成果。因为学生，尤其是博士生也有自己的人生和职业规划，毕业遥遥无期会影响学生对自己的规划。

美国的教授制度与中国不同。美国的教授到一定阶段就成为终身制，不涉及升迁，只涉及经费申请，对文章的要求也没那么严格。如果一个学生的研究成果没办法在期刊上发表，但又是值得认可的，导师可能就会放他毕业，让他拿学位，这种相对弹性的制度，不太方便去考核，但是更人性化。

第一财经：在科研领域真正有创造能力的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脑子中没有条条框框、无所畏惧，现在中国科研体系的氛围是否会压抑年轻人的创造力？

李娓：其实在国内外科研领域，有热情有创造力的人年龄跨度很大，其中最有活力的人群当然是年轻人。但现有的一些科研风气，确实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和年轻科研工作者的开创热情。

首先是创新大军的学生和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是否能得到有能力、懂欣赏的导师的实质指导。在中国的科研团队架构下，有能力的导师的学生可能无法获得自己导师的亲自指导，多数学生的具体指导工作都是小老板代劳的，这或许也能出成果，但很多学生在报考导师的时候，是冲着导师的科研能力和行业声望去的，部分人进课题组才发现自己的直接指导老师另有其人，在比较大的科研组里是很普遍的现象。

另外，学生和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能否得到合理的激励也会影响他们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