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于韧——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信念”2020新浪财经云端峰会于6月8日-10日举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徐奇渊表示，如今全球化供应链至少面临着两个重要的冲击，一个是中美贸易摩擦；其次是新冠疫情。全球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统的贸易一体化；二是生产一体化；第三个阶段就是信息全球化阶段，跨境信息流产生，国家的安全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不同阶段下的全球化对人类都提出了不同挑战。徐奇渊进一步解释称，在传统跨境消费背景下，不同的国家之间主要的问题或者是最主要的冲突是高关税以及高非关税壁垒。而在生产的一体化阶段，一些国家的后边界政策又影响到他国人能不能进入本国实现跨境生产和投资等。进入到第三个信息全球化阶段，安全边界变得模糊以后，它对两个国家的政治互信要求非常高。“如果实现不了，就会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冲突，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

以中美两国关系为例，在特朗普之前，中美之间持续了将近十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而到了信息全球化第三个阶段背景下，两国的互信被削弱了，（关系）受到了一些挑战。所以，徐奇渊认为两个国家在信息安全方面缺少一些共识。

综上，徐奇渊表示全球化总体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而中美两国之间目前因为第三个阶段，政治互信无法承受这样的信息全球化之重。“所以说我们的全球化目前遇到了困境。”（新浪财经李诗韵）

以下为演讲实录：

徐奇渊：大家好，我是徐奇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很高兴受邀请参加这次“2020的新浪财经云端峰会”。在这样一个特殊场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近期我们全球化的一些困局的看法，包括中国怎么样去应对。这当中我会介绍到包括我还有我所在的团队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我们先来看一个表格。

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全球化供应链的问题，实际上至少现在面临两个最重要的冲击，一个是中美冲突；一个是这次的疫情。

我们先看第一个冲击——中美冲突在疫情发生之前，实际上全球化已经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了。在疫情之后，这个挑战，中美冲突的主线也持续地贯穿。全球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的贸易一体化，就是跨境的消费。我把一个东西卖到别的国家，别的国家消费，就是这么简单。第二个阶段是生产的一体化，不光是消费的跨境，是跨境的生产。我现在到境外去投资，把中间设备，把生产设备输入到境外，到其它地方生产，是一个跨区域、跨国的生产组织方式。第三个阶段，跟前面又不一样了，前面两个阶段都是实物，到了第三个阶段，接近新世纪以来，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当中，因为3G、4G包括5G的发展，跨境信息流动，发展非常快，包括facebook、twitter，还有国内的新浪、微博、微信、支付宝，很多跨境信息流产生了。这个信息流背后有很多问题，一个非非常重要的趋势是居民两用技术开始日益模糊了。这个可能是用到民用的技术，像信息技术；也可能随时像美国被军方调用。同时安全边界，特别是国家的安全边界越来越模糊，欧洲的领导人可能手机被美国监听了，这个信息跨境流动的影响非常深远。

所以，随着技术快速地进步，全球化的阶段在飞跃，从原来最简单的商品的跨境消费到跨境生产，到信息流动。这三个阶段的全球化对我们人类智慧提出的挑战也是同样非常大的。因为我们首先得写协调，得互相相信。比如贸易产品卖到我这里，如果商品质量，比如食品的安全问题我得考虑。通过检验检疫以后，这个商品进来了，可能还有一些关税壁垒或者非关税壁垒。所以，在传统跨境消费的背景下面，不同的国家之间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冲突是这个关税太高了，或者是非关税壁垒太高了。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生产的一体化，这时有一些国家边境以后后面的政策，我们把它叫做后边界政策。比如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国有企业的问题、市场准入的问题，比如说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他能不能做这个行业，能不能实现这个跨境生产、跨境投资。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到了信息全球化的阶段，技术上面有些冲突了，有些敏感的信息技术，它所在的行业的企业在跨境投资的时候不让你并购，或者这是一个敏感的配件、零部件产品不愿意出口给你。这就是安全边界模糊以后，它对两个国家的政治互信要求非常高。比如“五眼联盟”它们之间高度互信，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两个国家的政治互信程度比较低的话，信息全球化对这两个国家的政治互信反作用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如果实现不了，就会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冲突，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

在传统一体化阶段，跨境的商品销售在最原始的这个阶段，我们对应的全球化需要有一个制度去包容它，去支撑这个全球化。所以，在跨境商品消费的过程中出现了关贸总协定，还包括后来的WTO。生产的一体化背后对应的是一些产业政策、补贴，包括国有企业的问题等等，这个在中美之间，过去在特朗普之前，中美之间持续了将近十年的中美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间改过名字，但是FED是中美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话机制。

到了第三个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