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讯,由于“跪杀事件”,有关种族偏见、抗议和骚乱,以及各方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努力占据了近期各大报纸的头条,社会各界纷纷发声痛斥。作为美国财经写作界的“大神”级人物,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自然也不甘示弱,6月4日发文分享了他的看法。
达里奥指出,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这类事件一直在重复发生着,但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根本是,美国的制度并没有为所有人提供公正和尊重,所有人都为了一己私欲而战斗,并打压不同意见者。
他认为,正确的方法应是“求同存异”,在不同的声音中,寻找对所有人公平的方法,尽管那并不是每个人完全想要的。
周而复始达里奥说,“对于种族偏见、抗议、暴乱以及试图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问题,虽然我能感同身受,但我无法真切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例如,我无法了解和感受今天美国的黑人是什么样子,无法成为一名前线警察,也无法成为应对当前情况的决策者。因此,我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思考这些问题。”
达里奥认为,这其中有两个最大的问题:
1.我们的制度是否为所有人提供公正和尊重?
2.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公平对待所有人并保护他们基本权利的国家?
“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达里奥说,“而且它似乎并没有很努力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一系列时间的集合。种族偏见、抗议、骚乱以及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企图等,这些事件发生过很多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典型的案例。”他补充说。
具体而言,这些事件有:1965年瓦茨(Watts)的种族骚乱,1967年纽瓦克(Newark)的暴乱,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枪杀时全国各地的暴乱,1992年由于罗德尼·金的殴打者被无罪释放后在洛杉矶发生的暴乱,以及2015年巴尔的摩的暴乱,当时弗雷迪·格雷(FreddieGray)在一辆警车上颈部受伤致死。
因此,达里奥指出,通常情况下,很多重要人物都会发表政治上正确的言论,表达愤怒和同情,而当时机成熟时,他们又会回到平常的生活方式。
有人可能会问:“一周前这些充满激情的关注者都在哪里,一个月后他们又会在哪里?”“这一刻能否持续下去,产生真正的变化?”可能不会。达里奥表示,以史为鉴,只有当这个问题以这种可怕的方式被提出,然后又被忽视时,它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达里奥认为,种族主义问题与贫困问题的循环交织,贫困、犯罪和教育不足导致系统性的不利因素(包括儿童成为无业的成年人,他们会感到无助和偏见)。在一个无法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司法系统中,造成了高犯罪率和入狱率。这种情况长期存在,而且还在恶化。
“我想,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一个文明或智慧的社会,怎么可能允许这种长期可怕、不公平和不经济的状况如此广泛地发生?我们是否希望这不会继续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他补充说。
冲突将加剧关于种族偏见的冲突只是当前经济环境将加剧的许多形式的冲突之一。纵观历史,当经济压力把长期存在的不公正和丑陋冲动暴露出来时,冲突就会增加。现在看来,大多数人都有三到四种“反对者”: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资本家、社会主义者、富人、穷人、精英人士、犹太人、穆斯林等等。如果经济状况恶化,这种诋毁他人的行为就会加剧。
在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效果不佳的世界里,这种情况越来越有可能发生,而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将不得不继续发放货币和信贷,扭曲市场以拯救社会。“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社会,特别是一个民主社会,很难有秩序地运转。”达里奥说。
这让达里奥不禁想起了历史上类似的时期(如1930-45年代等),尤其是当存在巨大的财富和价值差距、经济状况恶化,货币政策同时失效的时候。从中可以看到,上述条件聚合后如何导致一些国家内部的斗争变得具有破坏性,以至于它们选择放弃民主而成为独裁政府,以便强大的领导人能够恢复秩序和繁荣。20世纪30年代,四个主要的民主国家(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达里奥指出,当人们对体系提供人民所需的能力失去信任时,民主很容易滑入无政府状态,并导致独裁。“我们正开始看到这一点。我们的领导人对异见者是持包容态度还是惩戒态度?总统、州长和市长们如何解决他们的分歧,即在他们有共同点的领域中,谁有什么权利来指挥军队的使用?当权力斗争取代了尊重法律和相互尊重,成为解决争端的一种方式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正在滑向独裁。”他说。
达里奥表示,“虽然我们无法将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所遭受的苦难等同起来,但我对那些面临不公平待遇而被迫抗议的人,以及那些不得不拿出政策使事件平息的人,都表示同情。我想,对于那些负责决定如何处理这些示威以实现正确平衡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与此同时,当我想到法律和遵守法律的必要性时,我也想到了革命的目的,即带来现有体系中不会发生的变化。”
“我个人认为,领导人必须有处理好这些问题的良好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是切实可行的方式,让我们围绕共同的价值观和明智的行动走到一起,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团结、和平和繁荣。他们必须让美国人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