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新在何处？
自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来，“新基建”成为经济学者们口中最为关心的“热词”。随着中央先后在九次相关工作会议中部署“新基建”有关工作内容，其具体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与成型。新冠肺炎疫情全面暴发后，我国政府愈加重视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官方第一次对“新基建”的内涵划定明确界限。“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由此看来，此次明确的“新基建”三大方向，不仅较以往普遍意义上的传统基建在定义范围、业界视野、设计蓝图、环境概念、落地效应和实施愿景上有所创“新”；同时，也较之前媒体和业界根据中央经济会议工作指示精神所作出的种种推断与解读有所更“新”，即总体设定的大范围、大环境有所“延宽”，而在如之前盛传的特高压、轨道交通等个别具体领域、具体项目上有所避轻。区别于传统基建侧重的以发展交通运输、水利设施等为例的实体规模及固定资产等概念，“新基建”更强调的是以发展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为代表的创新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型发展理念。
从最开始为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战略谋划布局，到如今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方向上加强重视，“新基建”的规划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更贴近产业端、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瞻布局之道。“新基建”具体范围的明晰，是在信息时代数字经济背景下，进一步以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为目标的一次基础服务战略的定位升级。
“新基建”或有大作为
毫无疑问，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新基建”的部署与开发对于推动我国新旧动能转换进程、推动产业链升级、加速数字经济发展、乃至引领未来经济变革方向等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带动产业链各环节升级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据《大众日报》数据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增速每提升1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速0.11个百分点左右。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以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仅5G商用一项，预计至2030年可为我国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间接拉动的经济总产出约24.8万亿元。而随着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的开发与普及，市场方面对科技产业的需求也在逐渐演变升级，其中涉及的产业链环节众多，必将会带动上游采集部件及模块硬件设备、中游运营及开发商平台、以及下游场景应用中各类需求行业的蓬勃发展。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与国家经济疲软两种现状并存之际，“新基建”更是被寄予厚望，甚至不少声音将其视作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推动国家宏观经济复苏至正常前进水平的“救命稻草”。不可否认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的数字经济得到了小阶段爆发式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字经济基础领域研究结果显示,自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至3月31日,数字经济相关移动应用产品的新增活跃用户数不断上升,总增长率高达66.8%。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国数字互联网经济在谋求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过程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复工进度的延迟造成了企业经营场景的转换，迫使企业由线下业务主动寻求向线上工作场景转变；人们的消费习惯也被动发生转变，对线上娱乐业、线上消费和在线金融服务等产生了源源不断的需求和使用。在此背景下，部分产业运行及商业模式、人们的生活消费习惯和路径得以重塑，“新基建”的利好政策环境更是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无疑推动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加速进化与重心下沉。
引领未来经济变革浪潮。“新基建”的部署与实施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前瞻意义，是布局未来国际数字化竞争的准备要素，是创造与满足科技社会新需求的重要保障。
当下，各国科技基础设施的升级进化是全球竞争的重要指标。据GSA（全球移动设备供应商协会）统计，截至2020年1月，全球共有121个国家/地区的356家运营商正进行5G部署或已实现5G商用；2020年德勤中国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白皮书》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对社会和经济影响的日益凸显，包括美国、中国和欧盟在内的全球多国和地区政府也先后出台了发展人工智能的相关政策，并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迭代更是成为数字经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各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直观代表。
“新基建”确需“冷思考”
那么“新基建”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复苏来说是否百利而无一弊呢？答案是：时机难得，风险并存。
总体来说，目前国家对数字经济、信息化产业的大发展趋势秉持鼓励、引导态度。在国际疫情暴发、我国抗疫初显成效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