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是中央针对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和冲击所提出的应对策略之一。为此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疫情对目前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体系产生的冲击和挑战，根据中国企业嵌入GVC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何顺应GVC变动和重组的趋势，采取果断、有效措施，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重塑在GVC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疫情后全球产业链
或内向化发展
根据发达国家在疫情中产业链受到冲击的情况，以及美日欧各国政府最近提出的一些重组产业链的原则，可以推论疫情后的全球供应链运行虽然不可能出现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去中国化”，但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全球供应链的重组的可能性（本文中我们视语境不同，把全球供应链与全球产业链、GVC等概念混用）。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疫情将改变全球化的某些理念，如全球产业链的建构，可能要由过去追求交易成本最低的原则，改变为追求社会成本最低的原则，即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把追求产业安全可控性作为生产环节、片段和工序区域配置的重要标准。这样一来，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就有可能朝着内向化趋势发展，一部分重要的关键的产业可能回撤国内，或朝本国边界靠近，或进行多元化配置。总体上可以断言，全球产业链将会向两个方向演变：
一是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就是原先分包给跨越国境的不同企业生产、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纵向分工体系，现在可能要收回，缩回到跨国企业内部进行，结果一个企业内部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工序和环节。这种逆“产品内分工”的行为倾向，是一种“纵向一体化”。它可能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原则，但是却符合缩短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的要求。
二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就是原先被拆散到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生产的工序和环节，现在被回缩到一个国家或若干邻近的国家边境进行集中和集聚化生产，如汽车零部件生产回归美加墨自贸区。毫无疑问，这将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形成产业空间集聚化的趋势。
因此，如果对全球供应链分工纵向缩短、横向集聚的趋势进行综合考察，可以很明显地得出，产业链的内向化演变，因为无法获取国际分工的利益，所以可能有损于经济效率。为了协调经济安全与经济效率的矛盾，跨国公司最有可能把纵向分工的格局安排在一个专业化的产业集群中，采取纵向非一体化的形式，把生产的工序和环节交给集群中不同的企业来生产，从而使产品内分工集中在特定的较小的空间中进行。这样，就既能避免全球供应链在回缩中可能损害经济效率的情况出现，又能保证获取分工的利益。如果这个集群采取动态开放模式管理，同时大力吸收国外直接投资企业来配套，就更能够实现适应于突发事件处置条件下的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发展目标。如果上述这些趋势成立，那么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演化的这个结果，就与目前中国嵌入GVC的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将对全球产业竞争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给予超前的认证、分析。
在实践中我们观察到，中国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企业嵌入GVC的方式，是一种“双重嵌入”模式，即在现实中，中国企业既嵌入GVC也嵌入地方性产业集群。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中国企业嵌入GVC的形式大多是以单体形式独立嵌入外资主导的GVC。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既嵌入产业集群、同时集群中的企业抱团嵌入GVC的模式才开始普遍地流行。在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可以发现密集存在着大量的这种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抱团嵌入GVC，与单体企业孤立嵌入GVC相比具有很多优势：一是集群内可以容纳大量中小企业，这有助于形成发达的生产和技术网络，形成分工精细的供应链体系。二是有根植性的地方创新系统提供溢出效应的保障。借助于产学研网络，通过知识交流、学科交叉、产业融合等途径，产业集群可以提高创新效率，营造创新环境。三是可依托公共机构提供的各种生产性服务和进行集体行动，能够深化单体企业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克服其功能升级面临的种种困难。四是通过将总部放在国内，工厂集中地放在当地工业园区的方式，能够对抗各种不确定性风险，还可以主动融入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实现GVC、国内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等之间的战略互动。
我们说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演化趋势，与中国企业“双重嵌入”模式的现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来看的：一是彼此可能都会回归区域性集聚化发展；二是区域集聚性发展不排斥区域间、集群间的动态竞争；三是吸引外资或接受外包订单，仍然是集群发展的重要任务。区别在于，一是在中国企业“双重嵌入”的产业链中，其“链主”往往是跨国企业，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大企业是产业链的龙头；二是在全球垂直分工体系中，总体上目前中国产业集群仍然处于加工制造环节，而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从事非实体的生产性服务业。这就是说，全球供应链的重组趋势，与中国地方化的产业集群发展态势的差别，主要在于发展水平和组织形态。这意味着随着中国产业链集群的升级，未来全球产业的竞争态势，将会从过去跨国公司总部面对无数分散供应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