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朱宁
如果取而代之，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增长与民生，兼顾速度与质量，兼顾生产与消费，以及兼顾当下与未来的“新民生”政策的话，很可能更加有助于中国经济短期走出疫情阴影，中长期高质量、可持续且有满足感的发展。
随着新冠疫情在国内日渐平息，全国工作和政策的重点也逐渐转换到中国经济下一个阶段的恢复与发展之上。而下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如何发力，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恢复到正常、平稳，和健康的增长状态成为一个多方博弈且热议的课题。
在传统的经济政策工具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在短期无论对于维护短期资本市场稳定，还是刺激短期经济增长，都有明显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方式，导致货币政策降准乃至降息的直接结果，未必可以完全直接传导给经济中的实体企业。同时，由于房地产资产价格泡沫、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目前中国货币政策进一步刺激和宽松的空间相对有限。
因此，财政政策应当也必须在帮助中国经济走出衰退的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关于如何运用好财政政策，激发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一个争论较多的话题，在于财政政策的发力点，特别是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在下一阶段财政政策中的地位。有些意见建议政府效仿2008年时的四万亿刺激政策，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来保障经济增长。与2008年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投资未必关注于“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铁公基”）这类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投资，而是以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所谓“新基建”领域的大型投资。
然而，越来越多的意见指出，这类所谓的“新基建”既非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所强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未必能对中国经济短期增速反弹和中长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做出足够的贡献。这类意见指出，无论是从所谓“新基建”的体量、投资质量、运行效率和潜在后果方面，所谓的“新基建”刺激不但不能有效地帮助中国经济在短期走出低谷，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重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中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一方面，随着2008年“四万亿”刺激之后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不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在很多领域，即使是以人均保有水平来衡量，也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地位。因此，中国对于基础设施的需要与2008年四万亿刺激政策时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现金流相对比较薄弱，也由于基础设施能在短期刺激经济增长但把成本通过长期债务的方式转移给今后，因此2008年四万亿刺激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过去十年里引发了中国的债务水平明显高速地增长。而这一快速攀升的债务水平问题，给中国经济过去，乃至今后几年的转型和发展，甚至是中国经济下一个阶段健康、可持续和高速度的发展，造成了很多的制约和挑战。
另一方面，必须意识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结构，与2003年的非典时期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随着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最终消费在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中，已经逐渐取代投资，成为整个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因此，无论是为了在短期还是中长期助力中国经济发展，财政政策似乎应该更加集中发力于促进和推动居民家庭最终消费的领域。
那么如何能够推动消费增长呢？其实无非是两点，一是要有消费者居民家庭消费的意愿，第二需要有消费能力。消费能力比较好理解，就是消费者要有足够的财富和资金来进行消费。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经济活动明显放缓，消费场景骤然消失，这不但从客观上限制了消费，也导致企业经营状况明显恶化，居民收入水平停止增加，甚至出现大幅下降，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
而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大量刺激政策是以企业减税减负减租，推迟社保认缴，并向居民家庭发放现金和消费券的方式，保证企业能够正常运转，同时保证居民家庭和消费者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消费，从而稳定和推动中国经济的企稳和发展。
如果消费者的消费下降只是简单的受到短期收入的冲击的话，那么政府目前所实施的减税降幅，发放现金和消费券的方式，应该就可以带动中国消费和宏观经济企稳回升。但是，正如宏观经济学中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的，并不只是当期的收入，而是很可能包括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居民收入的总和的预期的影响。
也就是说，影响当下消费决定的，并不只是目前的消费能力，也就是短期的可支配收入，还有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这个消费意愿，并不只是简单的愿望，而是综合考虑消费能力和未来预期的消费者信心。虽然居民家庭目前收入有限，但是如果消费者对于未来有信心，相信今后收入会逐步增加，那么居民家庭将会有提前消费，甚至超前消费的意愿。如果居民有这样的消费意愿的话，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