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冲击的经济的几个特点
1、这次经济大幅下滑,是由于一次意外的超级外部冲击,而非经济内部出了问题,如需求严重不足、杠杆率过高等。这是与以往金融或经济危机的不同之处。
经济恢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疫情持续时间,二是生产能力受损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长,生产能力受损有限,疫情过后可出现V型反弹;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或生产能力受损严重,反弹就不那么容易。除了尽快控制住疫情之外,尽可能减轻生产能力受损,保护生产力,是短期政策的重点。
2、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以往遇到经济下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花钱搞投资,特别是搞基建投资,这与当时的增长阶段和经济结构有关。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行四万亿刺激计划,当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资所占比重为62.8%,消费比重为42.5%。到了2019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资比重已经降为17.2%,消费比重则上升到66.9%,居民消费比重为49.5%。这组数据表明,现阶段要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这个大头稳不住,经济整体就稳不住。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已经成了小头,靠小头稳不住大局。
3、第二波冲击大概率大于且长于第一波冲击。预计海外疫情对中国进出口影响加大,将会成为对中国经济的第二波冲击。有关研究推测,中国进出口全年将会出现15-20%的下滑,其中服务贸易降幅更大。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净出口在GDP中的占比较低,只要净出口不出现大的负增长,对国内增长影响有限。这在正常增长情况下是对的,但如果出口短期内下滑幅度过大,导致大批出口企业停工停产,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内的消费、投资和就业。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可以看出,出口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会影响到0.2个百分点左右的GDP。近期有关信息显示,外贸企业订单断崖式下跌的情况已经出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出口从高点下降了30个百分点,带动GDP下降了7个百分点。
第二波冲击何时缓解,直接取决于国际疫情走势,而国际疫情有三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一,美欧日等国一段时间后出现拐点,但在现有管控模式下,可能难以像中国一样短期内清零,会出现一个相当长的尾部;第二,印度、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尚未进入爆发期;第三,疫情是否会跨年度甚至长期存在。
在此背景下,第二波冲击在时间上将会大大长于第一波冲击,带来的增长减值也大概率超过前者。
4、经济恢复和发展主要靠结构性潜能而非宏观刺激政策。中国经济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这种结构性潜能,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通俗地说,是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
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还是未来一个时期保持中速增长,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转到结构性潜能。我们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还没有到山穷水尽、不得不主要依赖了刺激政策的地步。任何时候都会有宏观经济政策,但在促进增长意义上,这类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对次要的,且应与结构性潜能相配合。
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稳增长的三条建议
1、增长目标可采取“中央提要求,地方提指标”的办法
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并适应这一个现实,即从常规增长模式转入相当长时期的“战疫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显著特点是,需要支付一个“战疫折扣成本”,就是说,总是要拿出部分资源去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经济难以开足马力运转,实现潜在增长率。
对增长目标的评估也要相应调整。建议采取“相对增长率”的评估方法,就是用中国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比值或差值,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状况。采取这种方法的基本背景是,中国经济已在较大程度上融入全球经济,而且这次疫情冲击也是全球性的。与以往相比,如果这种比值是稳定或上升的,表明中国经济表现是好的,反之则是差的。以差值为例,2019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2.9%,中国是6.1%,相对增长率为3.2%;如果2020年世界增速为-2.5%,中国为3%,相对增长率就是5.5%,是高于去年的。
需要说明,这里所说的相对增长率是一种评估增长状况的方法,而不是可以直接采用的增长目标指标。这种评估方法的一个好处是,不必过于拘泥于以往的增长目标,特别是避免用过度刺激办法去实现常规增长模式下制定的目标,而是在战疫增长模式背景下,科学务实地制定并实施增长目标。
关于今年的增长目标,建议采取“中央提要求,地方提指标”的办法。国家层面可以提出增长目标要求:稳增长、稳就业、稳民生,坚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不动摇,力争可实现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成果。但不提出量化增长指标。
省级政府可提出量化增长指标。好处是:从各自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调动各省的自主积极性;引入地方竞争。国家建立各省发展状况全面评估和激励机制,有关支持性政策与各省发展状况挂钩。
2、用对受困企业员工发放工资补贴或消费券的办法兼顾救助企业和救助低收入人群
到底是直接发放货币补贴还是发放消费券,还可以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