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下旬以来，新加坡的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根据新加坡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4月20日中午12时，该国共有8014宗确诊病例，超越印尼成为东南亚确诊个案最多的国家。

然而，3月17日新加坡仅有266例确诊病例，并曾在2月13日和3月10日被世卫组织（WHO）表扬为“防疫典范”。这意味着，短短约一个多月内，曾经被誉为“防疫模范生”的新加坡确诊个案数暴增逾29倍。

作为一个总人口不到600万的弹丸之地，“狮城”新加坡的疫情爆发之快不禁让人担忧。从增长趋势上，新加坡疫情扩散近期明显加速，从800到1600用了11天，从1600到3200用了6天，从3200到5992，仅用了4天。

4月18日下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社交网站表示：“未来数日将是抗疫关键，全体国人必须尽一己之力，共同打败新冠病毒。”当日，新加坡新增确诊病例942宗，创下单日新高。然而，4月20日，新加坡的确诊个案却再创新高，达到1426宗。

防疫政策急转弯

事实上，在疫情爆发后不久，新加坡政府就果断实施了追踪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病毒测试和旅游限制等一系列措施，在短期内有效控制了疫情的扩散。

同时，新加坡卫生部门按照防疫需求，迅速实施了对不同人群的休假令（LeaveofAbsense）和居家隔离令（Stay-HomeNotice）。

在疫情初期，依靠高效精良的公共卫生体系以及果断切断输入传播链，新加坡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抗疫成绩单。2月下旬，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布研究报告指出，1月23日新加坡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之后短短10天之内，就能检验出18例病例，具备了“接近完美的黄金标准”的监测能力。

新加坡官方宣传健康的人不需要戴口罩，直至4月初，新加坡所有公司、学校、商业场所一直都保持正常运作，因此该国的抗疫模式亦被外界评价为“佛系抗疫”。

然而，随着抗疫形势急转直下，新加坡的防疫政策也出现了逆转。最明显的是，新加坡政府也一改此前不建议民众佩戴口罩的立场。

李显龙于4月5日宣布政府为所有家庭配发可重复使用的口罩，并在三天后首次在社交网站上传了他本人戴口罩的照片。同时，自4月7日起，新加坡将采取为期一个月的“阻断防疫（circuitbreaker）”，意在快速切断感染链。具体阻断措施包括：关闭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商店、关闭学校和学前教育中心、落实居家办公以及加强安全距离措施，禁止私人与公共场所聚会。

4月14日，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宣布，除两岁以下幼童与户外激烈运动者外，即日起外出一律戴口罩。同时，新加坡出台了非常严厉的处罚措施，初犯会罚款300新加坡元（下称“新元”），累犯罚款1000新元或由法院审理，外籍人士工作证或永久居民身份甚至会被吊销。

同时，新加坡政府鼓励民众对社交聚会和不戴口罩的行为进行举报。政府每天直接发到国民手机上的疫情消息中就有这样一条：“您可以通过‘一联通’应用程序（OneService）举报安全距离措施违例情况。”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新加坡政府甚至出台了十分繁琐细致的指引，包括市民不可再将孩子送到祖父母家，但离婚的家庭孩子仍可会见分居的父亲或母亲，以及快步行走算是剧烈运动因此可豁免不戴口罩等。

对于新加坡本地传播是否已经受控，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张毅颖表示：“根据我们的数学模型，目前新加坡新冠社区传染数估计为1或小于1，因此现在采取的各种保持安全距离、居家办公这些措施其实是有效的，传染数确实是下降了。”

外来劳工成防疫薄弱环节

为何新加坡的疫情会发生惊天逆转？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4月1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坦率地指出：“我们现在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套用了抗击非典的经验，但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影响。”

由于本国人口数量有限，出生率低，自197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开始实施输入外劳计划，在1971年前后，该国每年由马来西亚输入超过四万名劳工，当时政府大力发展工业，引入多家大型工厂，后来劳工短缺愈趋严重，所以放宽输入国至斯里兰卡、孟加拉、菲律宾和泰国等国。1970-2010这四十年间，新加坡总人口增加了1.45倍，包括外劳在内的非居民人口却飙升超过二十倍。

根据新加坡在去年发布的《2019年人口简报》，新加坡的570万总人口中，本国公民只占350万人，另外有53万外籍永居居民，而持各种工作和学生签证的非居民人口高达168万，其中主要是持工作许可（WorkPermit）以及SPass这两类从事体力劳动的客工。

近一两周，新加坡确诊病例急剧飙升。其中，来自客工宿舍的病例每日几乎都是三位数增长。4月19日的596宗新增病例中，有544起是住在客工宿舍的工作准证持有者、22起是住在宿舍外的工作准证持有者，其余30起属于社区病例。4月20日的新增确诊个案中，仅有16例为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目前，新加坡有30多万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从事建筑业、清洁等体力劳动。这些在新加坡被称为“客工”的外来劳工主要来自印度、孟加拉、缅甸等国，其中有20多万人蜗居在十分拥挤的43个集体宿舍中，一间房通常有12人或更多，卫生情况堪忧，而且大部分客工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