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注学界关于货币政策的讨论，发现今天学者研究货币政策很少提及货币职能。难道是货币政策与货币职能无关？当然不是。在笔者看来，货币政策不过是货币职能在宏观层面的拓展，讨论货币政策若离开了货币职能，无疑是舍本逐末。

我作此文将基于货币职能，重点分析货币政策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我国货币政策应该怎样选择？

众所周知，人类早期的商品交换是直接的物物交换。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是交换规模扩大后需要货币协助，才渐渐出现了货币。由此可见，货币的职能就是为了协助商品交换。读者可翻阅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说货币职能是五项：价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这五项显然皆是服务于交换。

货币的职能既然是服务于交换而非刺激经济，那为何要有货币政策？所谓货币政策，通常是指“利率、法定存准率、公开市场业务”等调控货币量的三大工具。马克思说过：货币需求量=社会商品价格总额/货币流通速度。这样问题就来了：既然能够知道货币需求量，货币按需求供给即可，央行何需用货币政策管理呢？

从源头追溯，应该是与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有关。在维克塞尔之前，经济学家皆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增减只会影响价格总水平而不会改变商品之间的比价。1898年，维克塞尔出版了《利息与价格》一书，首次提出了“货币非中性理论”。维克塞尔指出，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同时也有储藏功能。一旦货币被储藏，商品供求失衡会造成经济波动，所以货币是“非中性”的。

维克塞尔还分析说：由于货币非中性，要想让商品供求恢复均衡，就得用“利率”调节价格。他的论证逻辑是：当货币借贷的“实际利率”低于实物借贷的“自然利率”时，企业有利可图，就会扩大贷款（投资）；投资扩大，会推高生产要素价格；而要素价格上涨，要素所有者收入增加，又会拉动消费品涨价，于是价格形成了一个向上累积的过程。反之，价格会向反方向变动，形成一个向下累积的过程。

于是维克塞尔得出结论：由于货币的存在，实际利率往往会偏离自然利率。因此，要保持价格稳定，就必须适时调控实际利率，让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时下学界流行的“利率工具论”正是由此而来，且货币政策工具已扩展为“利率、存准率和公开市场操作”。

“货币非中性论”提出后，维克塞尔声名大振，熊彼特称他是“瑞典的马歇尔”“北欧经济学的顶峰”，而且还引发了一场“规则”对“权变”的大争论。

其中一派是以凯恩斯为代表，倡导所谓相机抉择的“权变”政策。凯恩斯说，经济活动仿如一条有着荣枯周期的河流，货币供应是闸门，为平抑经济剧烈震荡，政府作为“守闸人”，应根据“河流”状况适时关闭或开启“闸门”。

然而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一股反对“权变”的旋风从美国刮起。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研究发现，从货币供应变化到价格总水平变化之间，有两个“时滞”期：货币变化需在6-9个月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变化，而收入变化后要再过6-9个月才会引起价格变化。正由于存在12-18个月的时滞，使得央行调控货币时要么过松，要么过紧。而无论哪种结果，都会加大经济波动。

是的，“权变”政策的确容易让经济陷入循环怪圈：为减少失业—增加货币供应—利率下降—投资扩大—收入增加—物价上涨—利率反弹—投资收缩—失业增加。所以弗里德曼指出，政府与其手忙脚乱地管理货币供应，倒不如实施“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将货币供应增长率稳定在与经济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

对“权变”与“规则”之争，不知读者怎么看，我认为，要对此作定判，首先得弄清货币政策要解决什么问题。若为了稳定币值（物价），那么就应选择“简单规则”；若为了短期刺激投资，“权变”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可问题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此问题显然涉及到货币职能。前面说过，货币的职能是协助交换。从交换角度看，货币政策的重点当然是稳定币值。

历史是一面镜子。二战后20年，欧美由于实施“权变”政策，结果到上世纪70年代普遍陷入了“滞胀”。为摆脱“滞胀”，1975年前后，当时世界主要工业七国有五个实施“简单规则”货币政策，并且成功控制了通胀；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更是惟“简单规则”是瞻；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也把“简单规则”作为控制货币供应的重要依据。

回到理论层面看，“货币非中性论”其实存在诸多疑点。

维克塞尔说的实际利率偏离自然利率并不成立。庞巴维克讲利息是货币时差之价，而货币理论大师费雪则将利息定义为“不耐”（急于消费）的代价。两人表述不同，但意思相近，利率取决于社会的不耐程度，与借贷品是“实物”还是“货币”无关。既如此，实际利率怎会偏离自然利率呢？

再想深一层，利率也不能调节价格。经济学讲得清楚：某商品涨价是由于该商品供不应求，而价格总水平上涨，则是因为货币供过于求。这是说，利率既不决定单个商品的价格，也不能影响价格总水平。照维克塞尔的分析，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