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一季度在全球经济一次又一次“见证历史”中结束。中国虽然在控制疫情方面基本打完上半场，但恢复经济元气还需要一段时日。与此同时，2020全球经济大概率陷入负增长，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关于中国是否应该跟随发达国家一起实施宏观强刺激政策，一直是业内人士讨论的焦点。不可否认的是，2020年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确会遭遇巨大的困难，中国也确实应该有相对较大力度的逆周期调节政策，但方向和度的把握，此时此刻显得至关重要。毕竟我们已经经历了一轮痛苦的去杠杆过程，正在朝向更深层次的调结构推进，而大力度刺激政策的试错成本也将越来越高。

中国目前需要一套怎样的宏观政策组合以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等财政政策预计能释放多少额度？新基建的发力点在哪儿？如何在固有的金融风险不扩大的情况下，使货币政策能效果最大化？中国经济将呈现深“V”反弹？《首席对策》对话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

张明的主要观点：疫情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冲击都是不容低估的。当前中国政府更应该依赖大规模财政宽松政策来应对经济下行与失业压力，政治局工作会议已经明确适度调整赤字率和发行特别国债，预计最终有5万亿的释放额度。货币政策应该适度宽松以维持货币市场稳定并配合宽松财政政策的实施。但是，考虑到中外经济金融形势的不同以及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不宜发力过猛。对潜在大规模信用扩张的负面作用，应该重视相关的历史教训作用。

第一财经：张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首席对策的专访，我们看到近期有一个中国、包括全球的金融机构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的开了一个内部的云讨论会，讨论现在中国经济情况，包括未来的经济走势和政策应对的方式，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大家达成共识的是哪些，还存在分歧的是哪些？

是否采取强刺激政策应更审慎决定

张明：应该说那次会议大家讨论还是非常激烈的，我觉得大家达成共识的有这样几点，第一点就是这一次疫情对全球经济，尤其是欧美经济的冲击会非常大，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也不小。第二点大家也都认为，那么应对这样疫情的冲击，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应该采取非常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进行应对。主要的分歧我觉得也是有两条，第一条针对当前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要不要采取强刺激的政策？换句话说，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应该超大力度的宽松。第二个分歧就在于就说财政政策应该宽松，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对于货币信贷政策，换句话说，准备金、基准利率，包括银行信贷要不要特别宽松，应该说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外部的冲击非常大，因此这派意见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应该加快应该加大政策刺激力度，加快投资政策的实施，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应该大水漫灌。但是另外一派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跟全球不一样，中国经济的拐点已现，在这个时候扩张的财政政策对于对冲疫情的不利冲击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货币政策要不要追随发达国家的宽松的这种大水漫灌式的放松，我们觉得是应该可以审慎的。可以再等一等，到具体的数字出来之后再做也不迟。

第一财经：不止是经济学家，现在整体的市场、机构，整个外界，大家都关注的是现在要不要采取强刺激措施这么一个话题。

张明：08年左右的教训，我们政策既应该给予及时、给予针对性的应对，但同时我们应该关注大水漫灌可能造成的不利风险。

第一财经：您提出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那么财政政策应该具体从哪些方面发力？

减税降费和转移支付同时发力财政政策应起到主导作用

张明：财政政策无非是两个大的渠道，第一个渠道就是在税收方面，那么在当前疫情对中国的某些行业，比如说服务性行业，像航空、餐饮、娱乐、交通、包括零售这些行业冲击很大，这些行业又刚好是中小企业为主，这个时候税费都应该尽可能多的减免，帮助这些企业尽快渡过难关。我们看到的确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类似的政策，除了减免税之外，也允许企业推迟缴纳住房公积金，缴纳社保，这的确缓解了企业的压力。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转移支付。在这个时候，那么可以考虑给这种受影响比较大的企业或者家庭给予直接的财政补贴，那么也可以给他们增加一些定向的支出，甚至包括对有一些觉得融资成本很高的中小企业来讲，通过财政来贴息，也是帮助他们降低融资成本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么在疫情冲击档口下，财政政策在针对性方面应该说要比货币政策要好很多，因此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应该是应对疫情最主要的工具。

第一财经：现在财政政策方面已经明确适当的提高赤字率，包括发行特别国债，能否大概预测一下赤字率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特别国债要发行多少？这些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财政政策预计新增5万亿资金较大提升市场信心

张明：应该说前段时间中央跟国务院相关的决策，还是对市场的信心提升很大的。从中央到地方具体推测，我目前是这样来想的，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提高和中央政府发特别国债，这两个是可以相互的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