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增质”驱动长周期发展是中国经济的根本性转变。在此大背景下,政策组合需平衡好转型期客观要求和长期高质量发展方向。对货币政策而言,这要求保障经济“减速而不失速”,长期匹配自然利率变化趋势;对财政政策而言,要求成为逆周期调节主力军,长期通过收支优化加强可持续性;对产业政策而言,要求促进新旧经济有机融合,长期致力于建设公平高效的市场体系。

央行在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认为,2018年以来,全球经济总体延续复苏态势,但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经济保持较强韧性,但在新旧动能转换阶段,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暴露增多。很清楚,在“增速”承压换挡期,“增质”稳步改善的必要前提是经济减速而不失速,以降低风险、减少阻力,保障经济转型的物质基础。尤其在由高杠杆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拉动的过程中,“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客观上要求实际利率相对较低的货币环境,一方面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另一方面提升投资意愿,增加有效需求,保证动力转换过程中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而长期来看,伴随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对增速放缓的容忍度渐次提高,而更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升。由此可知,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将从“货币驱动经济”转向“货币匹配经济”,即宏观经济的内生动能由供给侧的潜在产出和均衡利率所主导,而并非由货币松紧决定。在此情形下,合意的货币供给宏观逻辑为政策利率趋近于名义自然利率(自然利率+通胀率),实现稳健中性、不松不紧。此外,稳步推进利率并轨、加快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理顺政策传导机制、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也就成了货币政策提质增效的应有之义。

近半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短期承压,而“稳增长”政策组合中“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也遭遇了资金期限和流向的结构性瓶颈。在此情形下,财政政策成了逆周期调节的核心抓手:一方面,基建投资的提速将创造稳健可靠的融资需求,进而撬动私人部门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积极财政带来的“稳预期”效应,也舒缓了金融机构的避险情绪。随着“宽财政”与“宽信用”在提升投资效率和削弱“挤出效应”方面的良性联动,“减速增质”得以向纵深发展。从2017年至今,通过树立正确政绩观、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严控地方债务规模等举措,地方政府的加杠杆冲动得到有效约束,结构性去杠杆初见成效。展望未来,优化投资主体、改善投资结构、提升投资质量将成为经济转型成功的重要标志,这客观上要求广义公共部门加快采用市场化融资方式、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在新的发展模式下,各级政府也需要适应经济、社会、人口结构变化,增强财政收支的长期可持续性。

经济发展增质和产业转型升级互为因果,相伴共生。从历史经验看,在各经济强国的“减速增质”期,产业升级主要由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和服务业的高质量优化双轮驱动。未来十年,以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为主轴,以新经济为表现,中国产业结构正在迎来新的“两轮联动”的升级机遇,其焦点集中于“中国智造”提速和“智能服务”崛起。鉴于新兴产业“创新性毁灭”的基本特征,“减速增质”阶段的产业政策内涵丰富:一是摆脱对新经济发展空间和演进路径的预设,充分撬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交融所产生的合力,促进“信息优化”向“技术进步”蜕变,实现科技创新对全产业链的正向溢出;二是通过制度创新,适应于新经济企业不同于传统经济企业的生命周期特点,构筑“研发-孵化-融资-监管”的完备系统,改善中国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现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弯道超车。

与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秘钥相同,未来激发微观主体动能仍有赖于准确把握“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关系,以推动科技进步扩散和产业结构优化,创造新一轮改革开放红利。因此,产业政策的长期定位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建竞争中性、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并用更高标准的开放来兑现承诺、稳定预期,最终助力中国经济跃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度。

(作者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王宇哲系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