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非非】

几乎在所有的观点上,梁思成的意见都和当时的政府以及苏联专家的意见不符。

建国初期,关于未来首都的城市规划,苏联专家与梁思成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点是关于政务中心到底该在城墙外还是城墙内,这一点我已经在前不久发表的《北京迁府和梁思成的被神化》一文中有所叙述。

但苏联专家和梁思成的分歧绝不仅仅在于市中心的位置,关于未来北京城市的定位,也是争议很大的一点。

梁思成回忆,有一次在天安门上,毛主席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而他心中很不同意。他觉得国家这样大,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一点地方。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

按他的规划方案,城墙内的老北京将保留下来,整体作为博物馆陈列馆存在。而城墙内的新北京则只是政府所在地和相关的居民区,这样的城市,其功能只是作为政务中心和文化中心存在,不应有任何轻重工业存在。

当时的北平,除了日本人在西郊开辟了一些直路外,从总体上说城市建设与晚清变化不大,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停滞在中世纪,未受工业化冲击的的古城。梁思成作为古建筑学家,不想看到任何古迹被破坏掉,所以他的城市规划里,处处以保护为主。其次才是现实需要。

但以阿布拉莫夫为组长的苏联市政专家们却不认同。

他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北京作为首都,不仅应为文化与艺术的中心,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城市。这是从解决当时北京的具体问题出发的。

当时的北京是华北最后获得解放的大城市,因此聚集了大量的战争难民,在1949年,全市人口约为240万,其中30万人处于无业状态。另外还有乞丐和游民约5万人,妓女2000多人,没有收容登记的散兵游勇2万多人。这样合计起来,240万的北京,居然有30万-40万人处于无业的飘零状态。

而当时的收容能力已经到极限,1949年被人民政府收容的乞丐和游民仅有4538人,有组织的乞丐拿着棍棒挨家挨户乞讨,北京城中可以听到零星响起的枪声,抢劫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有人抢劫警察的配枪。

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当务之急是创造大量的就业,而北京市的工人阶级当时仅占全市人口的4%。而莫斯科的工人阶级则占全市人口的25%,在北京发展工业,解决就业问题,可以给全国立一个样板。让人民群众们看到新社会的不同。

另外,苏联专家还列举在讨论莫斯科的规划时,也曾有建议将莫斯科保存为陈列馆而在其旁边建设新首都,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后来莫斯科的情况还不错。老北京城墙内具有一定的城市建设基础,在老北京新建良好的行政建筑不会破坏北京,相反却可以装饰古老的北京城,让老北京焕发新生命。

同样是在他们的建议下,老北京城也和莫斯科一样,拆掉了外城墙,仅保留了紫禁城。

所以几乎在所有的观点上,梁思成的意见都和当时的政府以及苏联专家的意见不符。

作为古建筑学家的梁思成,在自己的规划方案中缺乏对当时北京紧迫问题的考虑,或者说他没有意识到作为城市规划者,应该脱离学术的理想层面,从政治和现实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为了保护北京老建筑,他曾富于诗意的描述一对帝王庙前的旧牌楼,讲述在夕阳渐落时西山景色有多么的优美。而周恩来则以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