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增长,根本目的是通过改善增长质量,来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长累计的重大风险,应对变化中的外部环境。因此,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需要回答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高质量发展是否应该放弃对速度的追求?第二,什么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或主要抓手?第三,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策环境?

我认为,应该在确保增长质量改善的前提下,容忍较大的速度波动范围;高质量发展应该以消费增长为主要抓手,全世界没有一个或若干国家能够从外部托起中国的现代化,唯有依靠内生的居民消费。因此,应采取政策推动消费升级,包括减税增收、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以消费升级打开创新和制造业升级的空间,最终建成现代化国家。

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形势下,容忍经济增长速度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蹲下是为了后面的跃起。目前,如果要弥补中美贸易摩擦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大规模的政策放松来对冲,但代价是杠杆继续上升、房价上涨和人民币贬值,结果以美元计价的GDP增速同样会放慢,政策放松的边际效果在下降。

第二,尽快推出“中国消费升级2035”,将鼓励消费作为未来20年的政策重点,明确提出20年后,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改变市场预期。

粗略估算,过去10年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2%,中国为8.2%,如果这一增速差得以维持,2037年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会超过美国。中国消费市场的高成长性,会吸引欧洲企业和投资者,也会瓦解美国跨国公司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最有利的武器;更重要的是,鼓励消费会在经济增速放慢的同时,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凝聚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力量。

鼓励消费、推动消费升级,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做的事。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唯有消费升级才能为中国制造业升级腾挪空间,确保未来经济能够维持4%~6%左右的增长。鼓励消费,不是刺激消费,需要较长的时间,更需要重大政策调整的配合。

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小政府、轻税”战略,大幅度减税,在此基础上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同时大幅度削减企业税费负担。在消费主导增长的时代,轻税、藏富于民和企业,就是一种刺激。

2、出台社保和医保福利倍增计划,防止因老、因病返贫,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3、加快城市化进程,在未来三年里,落实让1亿农民工按照他们的意愿在城市落户。

4、取消长假制度,统一调整为年休假制度,确保居民每年有2~3个星期的年休假。

5、全面建立国民年金制度,使之成为机构投资者的重要和长期资金来源,在确保投资回报的前提下,降低个人和企业养老成本,稳定股市。

6、明确国企改革方向,即明确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的范围,摆平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位置,落实将国有资本做大做优做强的具体政策措施。

7、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对价格的干预,让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