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哪家企业还卓越”——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史学家莱斯利·汉纳回溯1912年全球巨型企业的命运时如此发问。答案是,有10家在10年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随后的83年里又有一半多企业销声匿迹。
与汉纳的研究相映成趣,深受全球读者追捧的卧底经济学家、被誉为“幽默的生活经济学大师”蒂姆·哈福德(TimHarford)在纵横对比研究中也发现,就算在经济领域中最具活力的行业里,失败也总是无处不在。以早先的印刷业为例,德国人约翰尼斯·古腾堡在1455年印刷了大名鼎鼎的《古腾堡圣经》,彻底改变了世界;但耗资巨大的《古腾堡圣经》项目让他落了个倾家荡产,印刷业中心迅速转到了威尼斯。1469年,威尼斯建立了12家印刷厂,可3年内破产了9家,而此时印刷业正摸索着向利润型经营模式发展。最终,印刷业找到了方法:印刷可赦免“罪罚”的赎罪券。在汽车业发展初期,美国有2000家汽车公司,最终存活下来的仅1%。网络公司如泡沫般蓬勃而生时,败下阵来的不计其数。
施乐公司在影印专利到期后奋力求生,创建了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研发出传真机、界定所有现代计算机的图形用户界面、激光打印机、以太网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Alto型计算机,但施乐并没能成为个人计算机领域的翘楚。IBM公司生产出了现代个人计算机的原型,不过,当时IBM极不明智地将整个系统中最有价值的操作系统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微软。20世纪80年代,苹果公司虽然使计算机的操作变得更方便,却让微软公司拔得头筹,后来苹果又携iPod和iPhone卷土重来。微软也因对互联网重视不足,在搜索引擎的竞争中不知不觉输给了谷歌,在软件行业的主导地位岌岌可危。只有最妄自尊大的预言家,才敢信誓旦旦地保证能预言计算机市场的下一次风水轮转。
哈福德据此断定:过去40年里最成功的行业是建立在失败、失败、再失败的基础之上的。“市场的确解决了创造物质财富的问题,但是秘密既不是利润驱动,也不是高高在上的董事会的高瞻远瞩。虽然几乎没有公司老板愿意承认,但市场正是在跌跌撞撞中走向成功的。成功的观念逐渐流行,差强人意的观念最终将无人问津。施乐、通用和宝洁都是此间的幸存者,看到他们时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成功,还应该看到漫长又纷杂的失败史,看到所有失败的公司和失败的观念。”
有效提高和使用“试错力”的三把钥匙
在哈福德看来,复杂世界中永远存在“选择”,即找到“什么是有效的”。对推动创新来说,“试错”是最聪明的笨办法。在《试错力》中,哈福德提供了有效提高和使用“试错力”的三把钥匙,分别是“稳妥的小碎步”“冒险的大跨步”和“安全的松耦合”。
面对一个问题,人们会想到很多主意或解决方案,但不能确定哪个最佳。在此种情况下,最聪明而又快速找出最佳方案的方法,恰恰就是看起来最笨的那个:一边试验自己的想法,不断删除失败的选项;一边从失败带来的反馈中汲取教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想法。通过试验、失败、改进,再试验、再失败、再改进,这样一次次循环,不断减掉“此路不通”的分叉,迈着“稳妥的小碎步”,一点点靠近成功。
联合利华的实验人员起初先设计出10个清洁剂喷嘴,然后从中挑出最好用的一个。接着在这10个喷嘴的基础上再设计出第二代10个喷嘴,在进化到45代时,实验人员终于找到了最好用的喷嘴。在这个案例中,并不存在“天才的设计师”或“万能的专家”,这款经典设计依靠的是“反复迭代”和“稳步进化”,让最佳方案慢慢地浮现出来。
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很多公司默默地迈着“稳妥的小碎步”在做大量试验。1887年,爱迪生在距离新泽西州西奥兰治市几千米远的地方建了一些大型实验室,把试验法推进到了系统化和工业化的程度。他为他的“发明工厂”雇用了几千名员工,确保储物间原料充足,合理规划实验室,保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做最多的试验。他有句名言广为流传:“如果发现1万种材料都不起作用,我也不算失败。我更不会灰心,因为每抛弃一种没用的材料都是一种进步。”他还直白地评论试错法这种工业化操作:“成功的真正标准是在24小时里最多能做多少试验。”
由于引进了廉价的超级电脑和其他系统试验技术,现在可做的“稳妥的小碎步”试验数目可以是几万个。制药公司采用组合化学方式从异常多的可能药品中搜索新药品:几千种不同的化合物或者在一个单独的硅片上合成,或粘在粒状聚合物表面混合,或者在无人干预的机器人实验室里批量合成。然后平行检验所产生的混合物,回答两个简单却重要的问题:这些化合物有毒吗?人体能吸收吗?硅片制造商在虚拟环境中设计定制硅片,再通过试验测试和改良。电脑运算速度越快,设计和检验新电脑硅片的速度就越快。汽车空气动力学研究、汽车撞击时安全状况的研究中也运用了同样的过程。这些大规模、“稳妥的小碎步”平行试验的根本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当问题的复杂性达到一定水平时,速度惊人的系统试错过程远比正儿八经的理论更为有效。
推动生物进化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变异。大自然不停地在精致有机体内产生随机变异,抛弃让有机体更差的多数变异,保留让有机体更优秀的少数变异。这一过程不断反复,最终出现了奇迹。这个过程就是“冒险的大跨步”,即横空出世的创新能让事情获得突破性进展。
20世纪30年代初,有家叫作超级马林公司向英国空军提交了一份颇为激进的新式战斗机设计方案。他们设计的不是空军想要的轰炸机,而是一款有着椭圆形机翼、速度高达每小时724公里的新型战斗机。当时,从未有人想到过飞机能开这么快,所以,这份新式战斗机设计方案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空军准将亨利·布朗·凯夫非常有魄力,从超级马林公司订购了这种新式战斗机。事实很快就证明这种新式喷火式战斗机是历史上最卓越的技术创新之一。多亏了新式喷火战斗机的神速出击,灵活应变,德军竟然没能攻破英国皇家空军的空中防线。要说是新式喷火战斗机“冒险的大跨步”拯救了英国似并不为过。
1980年,马里奥·卡佩奇在哈佛大学期间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申请了一笔项目拨款,他上报了三个不同的项目,其中两个项目已有突出的前期成果,而第三个项目有很大风险:卡佩奇试图证明可针对性地修改老鼠的一个DNA。当时,这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卡佩奇拿到拨款后,冒险把全部资金都投进了第三个项目。幸运的是,他最终取得了成功,还因此获得了2007年诺贝尔医学奖。
变异式的创新,有时候看起来就是孤注一掷的豪赌,但正是有类似超级马林公司、卡佩奇等这样“冒险的大跨步”坚持做自己的机构或人,才有机会取得了不起的成就,进而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思议的进步。
必须设法降低系统的耦合程度
那么,若能给可能的失败留出空间,创造出“试错”的安全区,设计出值得信赖的体系,避免让一次失败导致全盘皆输,不就能大大降低“试错”的风险了么?这就要说到耦合了。耦合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模块间的关联度。“紧耦合体系”的标志性特点是:一个动作一旦在这个系统中启动就很难停止,或根本不可能停止。“紧耦合体系”各个模块之间关系太紧密,一个模块的失败很可能击垮整个体系。所以,必须想办法降低系统的耦合程度。
在哈福德眼中,多米诺骨牌就是个最典型的“紧耦合体系”,只要碰倒一块骨牌,后面的骨牌就会发生连锁反应接连倒下。为避免发生事故,多米诺骨牌竞赛采取了安全隔离措施,把搭建好的骨牌隔离成若干个区域加以保护,直到表演的最后一刻才把每个区域的安全设置一一撤走。事实表明,这个措施非常有效。人为地把“紧耦合系统”变成“松耦合系统”,局部失败对整体的影响就不会一泻千里、不可挽回了。
把握并使用好“试错力”的这三把钥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哈福德提醒世人:“要创造出新观念,我们就必须克服随大流的趋势,克服从现状中获取既得利益的趋势。允许失败存在有时意味着要扎扎实实从点滴做起,不过也不尽然:很多创新来自极具争议的大胆举动,而且这种举动很少能在历经磨难后依然坚持下来,就像在金融系统内,失败后就很难坚持。更奇怪的是,最艰巨的任务恰恰是区分成功和失败:自负的领导者根本无视两者的区别,人们对失败的本能否认让两者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世界的复杂性使最客观的裁判也难以对两者作出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