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2018年1-8月实际使用外资折合865亿美元,同比增6.1%。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会变,为各国在华投资企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

中国政府也在不断进一步扩大开放、创新外资管理体制、完善和优化投资环境。2018年版负面清单相对于于2017年的63条缩短了15条,限制措施缩减幅度接近1/4。中国利用外资规模有望再创历史新高,质量进一步提升。

从整体上看,近五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增速出现起伏,外资流入规模增长乏力。这既受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也受国内经济减速和全球产能过剩的影响。尤其是2016年受国际大环境影响,我国非金融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260亿美元,与比2015年相比出现了负增长。

FDI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外资经济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为我国税收、就业、创汇做出了做出了重要贡献;还促进了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第一,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强劲。外商在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于全国企业平均增速,并逐渐向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集聚;从2000年到2016年,涉外税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稳定在二成左右,平均占比为21.7%;此外,外商投资企业还吸纳了全国1/10的城镇就业。

第二,外商投资企业有效带动技术创新。外商投资企业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研发人员投入和研究经费投入占比均在22%以上,有效发明专利数占比接近二成。

外商投资企业有效带动技术创新。

第三,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对外贸易半壁江山,创造了大量外汇,有效提高了中国外贸出口的质量效益。中国海关统计统计,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企业数量比重不到3%,却创造了全国近一半的进出口额,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关键主体,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率超过40%。科技部数据显示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高技术产品最大的主体,占据了80%以上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第四,在行政性垄断和价格管制行业中实行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助于打破垄断,促进竞争。2018年版负面清单相在之前的诸多垄断领域如金融、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文化、汽车、船舶、飞机、农业、能源、资源等多个领域都推出了具体的开放举措。

第五,国内相对应领域的对外资开放有助与中国企业更好走出去。从2018年7月28日起,电网的建设、经营都可允许外资控股。中国两大电网已经进入了巴西、智利、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的电网市场,但也因被诟病市场开放不对等原因在德国、比利时收购该国电网公司折戟沉沙。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齐普里斯认为“德国企业往往在国外与那些不那么开放的国家打交道。”相关垄断领域的开放也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减少阻力。

未来我国仍需大力吸引FDI流入。我国利用外资存量与很多国家(地区)相比比仍有较大差距,根据UNCTAD数据,2016年末美国吸收外来投资存量达到6.39万亿美元规模,大约相当于其GDP的34%,占全球直接投资存量的24%,高居榜首。这说明,美国吸收全球近四分之一的跨境直接投资重要要素资源,有力支撑了美国的经济增长。我国利用外资存量仅为1.35万亿美元,不仅远低于美国的6.39亿美元,而且也低于香港的1.59亿美元。与我国的经济体量不符合,还有大量扩大空间。

从区域看,我国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空间巨大,存在巨大缺口。据商务部数据,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实际使用外资占到80%以上,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和吉林)实际使用外资不到8%,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不到6%。

中国吸引外资还将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从外部环境看,中国利用外资正面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两端挤压,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核心竞争力的缺失而面临被淘汰的情况。美国中国商会《2018中国商务环境报告》显示,已经或计划从中国转移产能的美国企业中,49%计划转移到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22%计划回归美国。

从内部环境看,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本土企业的竞争以及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取消,部分行业对外资的综合吸引力下降明显,近几年在局部地区如苏州工业园、深圳、东莞等地出现了相继出现了外资“撤离潮”。

因此今后我们仍需继续努力降低制造业的成本,尤其是降低税收与营商环境的成本。提高监管环境的公平性、可预测性和透明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提振市场信心,吸引更多有意向的外资进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