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启蒙运动促成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学说的开源,而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1711年—1776)无疑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随着对休谟研究的深入,学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哲学家是休谟,而不是洛克。作为英国古典经验论哲学大师兼著名的经济学家,休谟也是斯密的终生密友,但休谟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却长期被忽视,在现代经济学著述中被边缘化。思想史上常有这样的怪事。究其原因,一方面,或许因为在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休谟的经济学成就被掩盖了;另一方面,热闹的经济学界大多数时候无暇顾及思想史研究,而休谟经济思想的研究则更属偏僻。

休谟作为经济学家的独特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坚持把经济分析置于人类和社会的广阔背景中。他认为,激情是一切行动的缘由。人性中那些最强烈的激情——骄傲、自尊、荣誉、利益等,借助同情之镜在人群中来往反复,形成一股股推动社会秩序的暗流。从激情到财富,从商业到政治,休谟以其独特视角阐释了一门宏大的政治经济学,为人类的政治经济行为开拓了从未有过的视野。而他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看法,又深刻地反映出他对人类状况和历史动力的深刻观察与广博知识,这甚至比在亚当·斯密那里还要多。

从单纯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休谟为经济学贡献了消费、效用、货币、流通、社会信用等重要概念,并延伸出货币理论、穷国—富国之争、自由贸易思想等理论,尤其他对“效用”概念的使用,就连英国法律改革运动先驱和领袖杰里米·边沁都坦承深受其影响。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休谟的政治经济学?休谟的效用论与现代经济学的效用论有哪些联系?激情与财富有着什么关系,休谟从人性论出发所作的探寻能否解决人类一直以来的困惑?张正萍博士的《激情与财富:休谟的人性科学与其政治经济学》回归休谟的整个文本,以《人性论》《人类理解力研究》《道德原理探究》《英国史》《道德、政治、文学论文选》等经典文献为依据,从“激情”(人的经济行为动机)到“财富”(经济行为目的)来探究休谟人性科学背景下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不仅试图从思想史和解释学的角度来系统探究休谟的政治经济学,而且也把休谟的相关思想置于多学科研究的视野中,较好地再现了休谟本人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及其目的。

《激情与财富:休谟的人性科学与其政治经济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休谟如何看待激情的较量,利益的激情如何最终占得上风,成为商业社会中人们行为的支配性激情。在休谟的激情论中,同情机制是休谟认识论在激情论中的精确运用,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群之间情感传导的机制,这种机制与后来斯密的同情体系有着很大的差异。

第二部分“‘利益激情’的政治经济学”讨论利益的制衡机制及利益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在利益的基础上,休谟构建了制度层面和具体实施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休谟关注的更多是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确保国家利益,同时也必须顾及个人利益,在这个基础上,制度——或者说政府,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两者的互动关系才能更好地得到阐释。

第三部分“‘效用论’下的财富与德性之争”讨论利益与效用的关系。长期以来,休谟的效用论不断被误解,以致休谟常常被认为是当代功利主义者的鼻祖。张正萍对休谟的“效用论”与现代经济学的“效用论”作了比较,厘清了相互的异同,并就德性与财富的关系作了辨析。

财富和德性一直以来都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既然贫穷并不一定就是德性的母体,那财富是否就一定会破坏德性呢?在休谟看来,财富恰恰是德性之友。他从未否定财富的道德性质,反而强调财富对技艺进步的促进作用。他将“奢侈”一分为二:奢侈之于社会的利弊同时存在,若奢侈不再有害,它也将不再有利。由奢侈孕育的商业社会,中间阶层逐渐壮大,休谟认为这一阶层正是“公共自由最好、最坚实的基础”。事实上,休谟的经济人也并非简单的利润或相对效用的最大化者。在分析有效经济行为的动机时,休谟列出了贪婪和获利的激情,同时也引入了快乐、活动、快活的激情。自始至终,休谟都将人视为复杂的单元,认为他们试图在相互矛盾的原动力中找到满意的平衡。

休谟的道德哲学为市场道德提供了基础,并由此形成了商业社会的市场道德,如诚实、守时守信、尊重所有权、自由流通,还有节制消费、慷慨仁慈等等。按照休谟的设想,人的天性,人的本质在丰裕社会中会越来越趋于完满。休谟未曾预料的是,商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时,人性会遭遇前有未有的摧残,而发展到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人们的奢侈消费完全异化成了符号。

对休谟政治经济学思想的不断深入研究,有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也有利于理解一个完整的休谟。1977年,艾伯特·赫希曼的名著《欲望与利益》出版,对前斯密时代资本主义早期辩护者们的思想做了系统研究。可以说,《激情与财富》延续了赫希曼的相关探讨。在休谟人性科学的整体中探究其经济思想,对于理解早期资本主义辩护者的思想势必会有其明显的优势;同时,从休谟的人性科学出发,疏解激情与利益、财富与利益这两大论题,不仅能更清晰地看到休谟对早期资本主义财富的认识,对于理解英国乃至西方现代世界图景也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通过作者对休谟的经济思想的挖掘和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到,就休谟和斯密而言,他们可算是第一代现代经济学家中的核心人物,正是经过他们的努力,经济理论和学说才形成一个内在一致的整体。当然,经过近300年时间的沉淀,世人认识到休谟的思想也许更具原创性,后来者之所以通常会把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或许只是因为《国富论》的系统性和丰富性,以及它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这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休谟所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