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下旬开始,连续在国外出差,先后去了法国、菲律宾、圣彼得堡、赫尔辛基、爱沙尼亚的塔林、德国几个城市和美国芝加哥。现在是在芝加哥的一间Airbnb写这篇文章。
这段时间的外出体会,简单总结一下有三:
一是感受到多边人文主义的重要性。我们在中国,见证了经济腾飞,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移动生活体验便捷,总有一种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的想法,而且认为自己都是对的。但走的地方越多,越会发现,世界本来大不同,各有各的价值观、道路和活法。我们一天只工作8小时觉得愧对人生,别人慢条斯理平平静静也挺好;我们GDP增速下降一两个百分点像噩耗,别人更看重福利保障和社会平等;我们的孩子从人生起跑线就开始激烈竞争,但菲律宾乡村孩子脸上的微笑比他们灿烂得多;我们各地的新机场耗资巨大,但从旅客方便程度来说,赶不上几十年前设计的欧美老机场。
人各有志,志在四方,我们走自己的路,但真的不要觉得这就是唯一正确的,别人将来一定会效仿。“大不同”是常态,“和而不同”是可能的,“和”就是要尊重别人的存在方式,用“人文”的方法才能“化成天下”。
二是对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更有信心。中国的活力和亿万创业者、劳动者的奋斗分不开,奋斗精神代代传,人力质量步步高,这是我们独特的文化优势,世罕其匹。中国的成就不是偷来的,抢来的,别人送来的,天上掉下来的,是干出来的。
改革开放40年我们靠双手改变了命运。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因为海量用户的倒逼,创造出了全世界领先的用户体验(速度、便捷、性价比),并大大提高了中国消费者对一切产品和服务的期待水平。高期待高压力,必然导向更强的竞争能力。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商业领域的创新引擎。现在美国某个产业的学术杂志发表一篇前沿性论文,最早把它商业化、做出样品的可能是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有如饥似渴的“技术寻源”能力,还有强大的零部件和加工生产体系。
最近我遇到的美国、德国、法国的几家跨国公司高管都承认,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不进入中国就不算真正的跨国公司,现在,失去中国就失去了未来,因为最鲜活的创新实践往往不在其母国,而在中国。
三是对中国如何更好地和世界沟通有深深的忧虑。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的成就不必多言,一闻不如一见,凡到过中国的外国投资者都能意识到中国在不少方面已成世界之先。但即使这些人,对中国经济强大后对世界的影响到底如何也有疑问。有的觉得中国是“经济动物”,搞“经济沙文主义”,而且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是不公平竞争,还有的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控制方式存有疑虑,不知道就长期而言,中国将向何处去。
中国巨龙的经济规模已经让世界震惊,如果不能在国际大视野中对自己的道路做出恰当、正当的界定,我们越强大,越自信,国际社会可能越担心。
这段时间,中美贸易争端有升级之势,并从贸易差额问题向知识产权、投资等更多领域蔓延,且涉及到两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深层次问题。白宫先是宣布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关税,继而宣布将制定2500亿美元征税清单,美国参议院也试图恢复对中兴通讯的制裁。这一连串进攻型打法,用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像是派B-52轰炸机出场进行地毯式轰炸;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说法,“全球局势有可能从前苏东剧变之后的冷和平,逐步向新冷战滑落的危险性”。
外部经贸环境的不确定,加剧了基础本来就不强健的国内资本市场的恐慌,上周A股风声鹤唳,沪指跌破2900点,众多股民心如刀绞,账户表现惨不忍睹。根据有的券商的数据,近期由于一些个股跌幅惊人,导致处于临界状态(注:指濒临强制性平仓状态)的融资融券账户的数量,已经超过2015年股市暴跌之时。如果融资融券账户进一步爆仓,加上很多大股东被质押股权的股价也跌破平仓线,将爆发踩踏狂潮。有分析师认为,如果完全靠市场力量实现自然平衡,沪指要到2200点。
外患更添内忧,一时间,看空中国市场的声音和抱怨多了起来,要和美国“血战到底”(如卖出美债、对在华美国公司直接进行限制)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主流专家学者也纷纷拉响警报。有学者测算了美国对中国关税制裁的几种情形,最坏的是互加关税以及采取其他措施,中国对美顺差降低1000亿美元,同时美国强化对华科技产品出口限制以及中国对美科技投资的限制,即使这样,中国经济增速依然可以保持在6%左右。但学者们真正担心的是,此次贸易争端会变成一个转折点,成为历史上“老大”遏制“老二”崛起的最新版本。从这个角度看,贸易差额只是导火索,本质是美国要通过“干预‘中国对经济的干预’”来确保自己的优势不被侵削。在白宫看来,中国经济增长是通过“不符合经济规范和准则”的行为实现的,这种政府干预型模式是对美国的“经济侵略”(economicaggression)。
其实,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了。奥巴马政府在WTO发起的23起投诉,14起针对中国。奥巴马2016年在发给白宫的电子邮件中称,“目前,中国希望制定亚洲商业规则,如果他们成功,我们的竞争对手将可以随意忽视基本的环境和劳工标准,使他们在与美国工人竞争时拥有不公平的优势。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奥巴马热衷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目的就是“制定21世纪贸易规则”。
而到了特朗普时代,他干脆退出多边体系,直截了当推行“美国优先”。《总统的2017年贸易政策议程》中说,20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强调旨在促进外贸惯例渐进式变化的多边和其他协议,结果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美国人在全球市场处于不公平位置”,“是时候采用一种新的贸易政策来捍卫美国的主权,执行美国的贸易法律”、“商定更公平、更有效的新贸易协定了”。美国正逐步脱离以WTO为框架的多边体系,更多使用美国的国内法来保护其利益。
如果这是一个大的路线图,则中美经贸争端将常态化,时不时就会升级,而且充满不确定。中国原来的基于一个统一全球市场所制定的战略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压力。是美国成功遏制中国崛起,还是中国成功进行反遏制,这是未来几年的全球重大看点。
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不会像日本或前苏联那样被美国遏制。中国不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中国内部市场规模巨大、远超日本,中国人均GDP增长的潜力也很大,不像当年的日本已经接近美国水平;中国经济的活力前苏联无法相比,中国也没有前苏联那么突出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问题。尽管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但注定遏制不了中国成长。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也承认,“如果美国将胜利定义为克服抵抗、特别是克服中国的抵抗以实现其全球霸权,那么它在新冷战中将遭败绩”。
中国如何不被遏制、继续前进呢?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建议,除了有理有据进行谈判,力争在WTO多边框架下解决争端外,专家的建议集中在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促进内需、加强产权保护、推动国企改革等等。我也写过不少文章,不再赘述。这里想强调的,一是平常心,二是规则心。
首先是对美国开给中国的问题清单要有平常心。中国到底有没有遵守WTO承诺?有没有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不是美国说了算。众多国际组织自有评价,中国总体表现属于上乘。有做得不足、不到位的地方,有随着自身发展应该进一步提高标准、承担责任的地方,但决不是“小偷”,不是“经济殖民者”,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们无需被美国的这套说辞、那套规则吓唬住,自贬其身。如果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都是靠不公平竞争做到的,而且能做到世界第二,那简直是在侮辱全世界消费者、投资者的智商。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找不出有哪一个!
其次是对谈判这种形式也要有平常心。虽然谈判常常让人不开心,但我们要明白,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不坏的方式。谈判恰恰是为了消除战火。一次谈崩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要习惯谈判,学会谈判,用好谈判,适应谈判新常态。
与此同时,我们要有更强的规则意识。既然要进入美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就要深入了解其规定,遵循其规定。以出口管制制度为例,美国这方面的法律基础主要有《出口管理法》《武器出口管制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等等,都是国会颁布并经总统签署的正式立法。虽然出口管制规则的主要义务主体是美国企业(美国原产产品或技术的出口商),但也具有一定的域外效力,使外国企业也可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的限制。例如,BIS(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所认定的“出口”概念针对原产美国的产品或技术的所有流转,采取的政策是考察产品的终端用户或终端用途(End-userandEnd-use),美国原产的产品或技术不可以通过任何流转被禁运对象所用。美国《出口管理条例》中反复出现“出口、再出口、转卖(exports,reexportsandtransfers(in-country))”的概念。所以,如果中国企业进口美国原产的产品或技术,又将该产品或技术转卖给美国禁运对象,就会违反《出口管理条例》,导致一系列负面法律后果。
中国走向世界,向世界开放,也是一个不断增强规则心、按国际规则办事的过程。
根据中国入世承诺中关于政府采购的承诺,“中央和地方各级所有政府实体,以及专门从事商业活动以外的公共实体,将以透明的方式从事采购,并按照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向所有外国供应商提供参与采购的平等机会”。
根据“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企业”的这条承诺,“中国保证国有和国家投资企业仅依据商业考虑进行购买和销售,如价格、质量、可销售性和可用性,其他WTO成员的企业将拥有在非歧视的条款和条件基础上,与这些企业在销售和购买方面进行竞争的充分机会”,“政府将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有企业或国家投资企业的商业决定,包括关于购买或销售的任何货物的数量、金额或原产国,除非与《WTO协定》相一致”。
无论按照美国的规定还是按照中国的承诺,可以看到我们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别人不追究,也要解决,也要校正。否则我们很难真正建立起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应该获得的国际信任。如果“机会主义小辫子”总是被抓,也会授人以柄,为美国制裁提供口实,甚至美国退出WTO另起炉灶都不是没有可能。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最想表达的观点,就是中国在未来的战略制定中,在“以开放促改革”这条主线之外,应该把提升国民福祉放在最高位置,以国民幸福为抓手推动改革与发展,体现“国民优先”的方向。
美国很重要,我们有一万个理由与之搞好关系。但万一美国对中国就是要从接触政策走向战略竞争和战略抑制呢?什么是中国长期发展的永不改变的驱动力?我想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民生活的痛点就是各项工作的抓手。
最近A股大跌,促使我对中美股市做了点对比研究。美国股市从2009年3月进入“长牛”,已经延续9年,道琼斯指数增长了300%以上。去年美国三大股指的增长都在20%到30%之间,今年以来又多次创出新高,稍微回调后很快又向上突破。这有很多原因,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上市公司一直都将大笔资金用来给股东分红和回购股票,分红和回购成为牛市一大动力来源。公司将股票回购后注销,总股数减少,每股盈利和分红增多,相当于返利给股东。
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与股息分红合计超过1万亿美元。高盛最新预测,今年美国股票回购额将从去年的5270亿美元增长到6500亿美元,增幅为23%。还有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美国上市公司的股东回报总额超过4.8万亿美元,超过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推出的整个量化宽松计划的规模。以苹果公司为例,今年公布一季度财报时,宣布将额外斥资1000亿美元用于股票回购,还将季度股息提高了16%。
回购是和IPO、增发、质押股权融资等扩张性资本手段相反的一种手段,有助于提高股东回报。而反观中国股市,千方百计多融资、多做资本扩张、多进行利润许诺,仿佛是一种天性,这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利用中国市场的高估值多圈钱。所以,美股对投资者的含金量越来越高,A股对投资者的水分越来越多。
中国经济增速快,但很多增长方式和赚钱门道,是利用资本化手段负债驱动的结果,实际的效益根本不行。很多企业的股价上升,主要靠估值水平的上升(“故事大王”),而不是靠真实利润的上升。但非常遗憾的是,那些直接去“瓜分财富”(靠批文牌照,靠补贴特惠,靠廉价资金额度,靠高杠杆)的企业,比起脚踏实地的价值创造者,常常挣得更多。中国几十年来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就是某些企业和富豪的发财之道。
股市只是一个例子。它说明,我们的市场对于自己的投资者,远远谈不上善待。那么楼市、医疗、教育、户籍、油价、环境质量等等,对顾客善待吗?国企、外企、民企,规则一致吗?体制内和体制外、城市和乡村,社会福利安排公平吗?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全面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信仰、精神自由、社会参与、社会公平等更深层次的全面。
最近和很多朋友交流时他们都提到,在强调自上而下变革的同时,如何激发自下而上的积极性,是一个重大命题。我们对中国经济有信心,是源于对广大创业者、企业家和劳动者群体有信心。既然我们可以把中美贸易争端当成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助推器,为什么不能把国内百姓的意见建议作为打火石呢?开放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很重要,观念市场的建设也很重要,要兼听则明,这又涉及到信息透明、开放社会、媒体职责等等问题。
只有更多地从国民福祉角度思考问题,才能铸就民心的万里长城。中国的高铁很得民心,高铁建设过程中也有很多国外的技术转让,当时国外供应商也有说三道四的,但老百姓完全站在高铁一边。因为如果当时没有技术转让与合作,未来光是每一年的维护成本就是天文数字,折算到票价里,中国乘客难以承受。所以,国民福祉是一切思考的根本点,我们之所以开放,最大的理由是开放能够促进国民福利提升。
今天不是一个至暗时刻。我们相信中国。风会吹灭蜡烛,但会吹旺篝火。
今天是一个关键时刻。让我们透彻地意识到,国内百姓的福祉才是中国的最高利益,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地位。他们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当我们坚决围绕他们的酸甜苦辣及时回应时,才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凝聚在一起。这方面我们的问题很多,改进的空间极大。真正以民为本的中国,才是不惧任何外部挑战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