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过年是让孩子们开心的事情,但是很多家有儿女的年轻父母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无暇顾及“小鬼当家”。有家庭主妇或一方老人帮忙照看孩子的家庭尚且可以对付,双职工的家庭就真的“伤不起”了。其实不仅寒暑假难以照看孩子,孩子上小学的父母连正常的工作日可能都分身无术。目前,多数小学都实行半天制,这意味着要么把孩子送入课后延时班,要么就得放弃工作而在家照看。与此同时,在孩子满三岁以前,多数家庭不得不全天候照看,因为一般来说城市都不提供此年龄段的学前教育。面对从出生一直到初中入学前的抚养难题,许多家庭开始对生儿育女的想法产生动摇。

自从2016年开始施行“全面二孩政策”以来,中国出现了新生儿的一个小高潮。尽管初期的生育数据令人瞩目,但是同政策预期相比仍然不容乐观。国家统计局不久前披露的一组数据,也印证了中国家庭生儿育女的困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5年略有提高,但却比2016年有所降低。2016年是中国施行二孩政策的第一年,当年受政策刺激而使出生人口递增,但两年后出生人口和人口出生率均同比下降,表明政策的持续影响值得观测。可以预期的是,如果当前的抚养配套政策得不到根本转变,就很难期望二孩政策可以持续奏效。

过去是政府不鼓励但是人们却甘愿接受罚款去超生,但是现在政府鼓励了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育了呢?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调查显示,人们之所以不再生育,主要原因是孩子养育的成本过高,托育服务严重短缺,并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巨大压力。生育看似出生的是一个人,但是实际上却牵扯一个乃至几个家庭的大问题。由此来看,人口和生育不仅仅是计生和医疗问题,更是牵扯到教育、就业、家庭、养老等多方面的综合问题。这意味着当计划生育政策的总基调从限制和控制走向放宽和鼓励之际,如何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成为未来计生服务和教育政策的关键所在。

至关重要的是,要建立和完善亲家庭的生育服务和教育政策体系。就此而言,单靠卫计委去维持乃至推高中国的出生率,可能是其“难以承受之重”。这就像单靠环保部的一己之力,无法打赢环保攻坚战一样,而必须仰赖多部门的合力推进。过去我们常说“养不教父之过”,但是实际上是“养不教国之过”。不仅卫计委需要转变职能,从过去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而且其他政府部门也需要转变职能,形成以亲家庭为中心的政策合力。

生育首当其冲的影响,是准妈妈和妈妈们的就业和职业发展问题。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地位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家庭是女人当家作主。如果不能让女性有生育意愿,那么维持和提高人口出生率就无异于“无米之炊”。政府应进一步强化对女性职工的保障,避免用人单位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对育婴女性的就业歧视。政府也应鼓励乃至补贴企业提供弹性工作制和在家办公选择,以使人们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平衡。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弹性工作制和在家办公都越来越有效,甚至不输于传统的工作模式。比如,梁建章对携程公司的实验研究就发现,在家办公对公司、员工及其家庭都有许多好处。

亲家庭的政策不仅体现在针对女性本身,而且反映在托儿服务、教育政策等许多方面。比如,政府应兴办和鼓励社会开办值得信赖的托儿所,为生儿育女的家庭提供托儿服务。尽管携程亲子园和红黄蓝幼儿园等事件对此敲响了警钟,但不应因噎废食而收缩托儿服务。与此同时,应放开幼儿园中小学的延时班等配套服务,使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日程同家长的工作安排尽可能匹配。

此外,同生育问题相伴而生的隔代抚养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帮衬子女,许多老人不得不同老伴异地分居,即便住在一起也一切围着孩子转,丝毫没有颐养天年的迹象。隔代亲也让中国的家庭抚养出现问题,过度溺爱就是其中之一。比如,有研究就显示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抚养的儿童,发生过度肥胖的风险更大。更为重要的是,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父母同自己的长辈有较大的教育观念分歧,并因此而导致家庭关系紧张乃至冲突升级。

生儿育女本是家庭分内的私事,不应是政府公权力干预的私领域。但是,有鉴于单个个体和家庭受社会巨浪裹挟而无能为力,由此而成长的未来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对此加以干预。只有让人们不为接踵而来的抚养和教育焦虑不安,才能增强人们的生育意愿,并缓解中国日趋明显的人口危机。否则,令人身心俱疲的抚养和教育,不仅会令生儿育女的家庭无法获得幸福感,而且会产生“负能量”的传染效应,并使鼓励生育的政策因此而大打折扣。

从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政策演变来看,普遍遭遇了人口出生率低迷不振的困境。在经济起飞阶段,政府担心失业问题而不鼓励乃至限制人口增长。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收入提升和受教育程度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深刻改变,政府回过头来再想鼓励人们生育却为时已晚。如果中国不能及时汲取前车之鉴,就可能在人口问题上重蹈覆辙。考虑到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生育政策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出现人口危机的话将会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