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225于2023年二季度开始上行，2023全年涨幅30.13%，牛冠全球。2024年截至1月23日，再度上涨10%，继续领先全球其他主要股指。
同时，日经ETF在近期的严重超买，也反映了国内投资者对日本市场显著的热情。
为什么日本股市会重回高点?
由于2023年的表现实在是过于亮眼，很多分析文章于是将重点放在了日本经济和股市去年以来的变化上。例如：
日元疲软有助于吸引疫情后的游客(2023年日本迎来了2500万游客，这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大数量，游客消费总额达到创纪录的5.3万亿日元)，提振了日本脆弱的经济;
2023年日本告别通缩、通胀达到了4%左右的水平;
在职员工的薪酬获得增长，2023年4月日本企业平均加薪3.6%，消费动力增加;
以巴菲特为代表的外资大幅加仓，带动全球资本增持日本股市，投资者情绪也呈现回暖迹象，等等。
物价上涨，工资上涨，民众消费和投资的欲望提高。当越来越多的日本当地民众意识到，产品价格会上涨，其消费动力便会增加。社会进入通胀社会后，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继而经济增长。这样形成正向循环，推动了日本企业的盈利提升和日股的估值提升。
分析得都很有道理。
但我们把时间跨度拉长来看，并不难发现：日本股市是在经历了25年的漫长熊市后，又经历了长达10年的牛市，才回到了1990年的高度。
换句话说，即便是刨除2023年的表现，2022年之前的大概10年间，日本股市表现也颇为可圈可点。上图显示，日本股市决定性地进入右侧的时间点，大概在2012年9月之后。
这说明，2012年底2013年初，日本股市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什么呢?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以来，日本陷入低增长的泥潭，学界称之为“失去的30年”。由于经济增长失速，薪资不涨，生活成本高企及老龄化，整体社会消费低迷，通缩也始终困扰着日本。为了提振经济，日本央行于1999年9月将货币基准利率调降至零。
关键的变化发生在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安倍在2013年提名了“安倍经济学”的支持者黑田东彦出任央行行长。黑田执掌日本央行10年，他主导采取负利率、无限量化宽松、收益率曲线控制等策略。这一系列非常规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正是日本股市回升的外部环境。日本长期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为股市流动性提供了支撑。
至于内部变革，也正在悄然发生。2013年开始，一场长达10余年的上市公司治理改革揭开了帷幕。
不良的资本配置是日本股市此前被低估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战以后，大型银行在日本公司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不仅向企业提供贷款，还通过将员工调往贷款企业的会计总监等重要职位来施加影响。通过这些安排，银行财团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以自身为核心的内部圈层。这导致企业的诸多决策，优先考虑有利于公司的管理层、客户、供应商和银行，并不优先考虑股东回报最大化，少数股东被边缘化。于是，日本企业在利用公司资产进行再投资方面缺乏紧迫感(一半以上日本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趴着不小规模的闲置现金)，企业决策阻碍了其健康发展。
安倍政府于2013年宣布，快速推进公司治理改革势在必行。随后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推出《管理守则》和《企业管治准则》。
《管理守则》为机构投资者遵守并继续塑造日本企业的治理格局制定了指导方针。根据该准则，资产管理公司需要有明确的投票政策指导方针，并需要披露其投票活动。这改变了资产管理公司对行使投票权的保守态度。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所有者的压力下，反过来越来越多地与被投资公司接触。
东京证券交易所于2015年推出《企业管治准则》，它提出“遵守或解释”的方式：上市公司要么遵守准则指引，要么在不遵守的情况下提供完整的解释。要求日本企业更加积极有效地利用资本，无论是发放股息、股票回购、参与并购还是用于研发，否则将面临摘牌风险。
2023年3月，东京证券交易所更是采取史无前例的举措，要求公司披露计划将资本回报率提高到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以上，特别关注股票交易价格低于账面价值的公司。
东京证交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如果股价与账面价值之比低于1，则指示公司“遵守或解释”——这表明一家公司可能没有有效利用其资本。东京证交所警告称，这类公司最早可能在2026年被摘牌。
以上诸多举措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长期困扰日本市场并使全球投资者望而却步的金融保守主义问题。相关政策也导致了广泛的公司治理变革，日本许多大型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开始变化，对资本配置进行反思，改变此前存在太久的“佛系”态度，实施回购、提高股息，从数十年的无所作为中恢复过来。
高强度的利好政策，对准了日本股市
短期来看，日本经济仍有至少三方面的边际积极信号，包括：“春斗”涨薪预期高涨(市场预计一年一度的薪资谈判窗口在2024年4月份到来时或还会有4%~5%的加薪)，居民通胀预期和内部需求在逐步改善，日本的贸易和商业条件在日元相对企稳后改善，有望受益于外部需求的回升和产业链转移等政策。
从货币政策角度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