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如今的蚂蚁集团已经有了改变整个棋局的能力和潜力，不再仅是阿里大棋盘里的因变量，而成为整个棋局中的自变量。

潜行整改路上的蚂蚁集团，与阿里集团的脱钩趋势渐渐清晰。

“共享”数据8年之后，阿里巴巴与蚂蚁集团于7月25日同意了终止《数据共享协议》。7月26日，阿里巴巴集团公布的新一届阿里合伙人名单中，原本在列的多位蚂蚁高管“消失”了。

两天之内，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干脆利落地先后完成了数据和高管的切割，系列“脱钩”动作更为符合监管指导的整改方向。

蚂蚁的整改一举一动都受到市场关注，不仅因为其领先的市场地位，更因其直接关系到有望问鼎全球最大IPO的蚂蚁集团重启上市的时机。

在这系列变化背后，凭借用户的超大规模性，入口和黏性方面的优势地位，如今的蚂蚁集团已经有了改变整个棋局的能力和潜力，不再仅是阿里大棋盘里的因变量，而成为整个棋局中的自变量。

人、数“脱钩”降低合规风险

7月26日，阿里巴巴发布了2022年财报。其中提到，阿里巴巴与蚂蚁集团于7月25日同意终止《数据共享协议》。并称将按双方向各自客户提供服务的必要限度，根据个案并依照适用法律及法规协商数据共享安排的条款。

财报还写道，“包括蚂蚁集团在内的我们生态体系的参与者同样面临处理和保护大量数据所固有的挑战。”

事实上，双方数据共享和数据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监管关注的重点。2020年蚂蚁集团在上市进程中，上海证券交易所曾向其下发问询函，要求蚂蚁集团回答与数据共享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当时蚂蚁集团回复问询函时表示，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各自具备独立的计算能力，双方各自采集的数据均各自独立存储，不存在共用的混合数据池。蚂蚁集团对业务开展过程中获取的数据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进行独立的管理和运用。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在进行数据共享时，也符合各自与客户的约定，不存在侵害客户合法利益的情况。

双方于2014年8月签订《数据共享协议》，共享8年之后，此次终止《数据共享协议》对双方而言意味着什么?

据记者采访了解，终止数据共享对双方业务层面实际影响并不大。8月8日，一位金融科技行业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终止协议可能会对双方的数据共享的技术操作层面有一定影响，但对实际业务影响不会太大，可以根据合作事项、数据种类、利用方式等单独制定数据共享协议。

而从合规角度来说则可大大降低风险。2022年8月1日施行的修订后的反垄断法明确将平台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作为衡量是否构成垄断的标准，终止《数据共享协议》之后，阿里巴巴与蚂蚁集团可降低违反反垄断法风险。

前述金融科技行业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近年金融领域和反垄断领域的数据监管趋严，伴随着网络安全审查、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反垄断修法等出台，数据安全合规成为了监管重点。

蚂蚁集团旗下的支付宝为非银行支付机构，根据央行规定，支付宝不能直接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获得消费购物等数据作为征信评价的补充数据，未来将只能通过百行等有征信业务资质的机构获得征信数据，也即后续蚂蚁集团的助贷和联合贷都要通过征信机构进行服务。

蚂蚁集团在尝试以入股方式获得个人征信牌照。2021年11月26日，央行宣布受理了钱塘征信有限公司(筹)(以下简称“钱塘征信”)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从持股来看，蚂蚁集团持股35%，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并列第一大股东，但钱塘征信至今未再有新进展。

数据之外，双方在“人”方面的进一步“脱钩”，强化了各自在经营管理中的独立决策。

阿里年报披露的最新合伙人名单，除此前宣布退休的部分成员外，来自蚂蚁集团管理层的井贤栋、倪行军、曾松柏、彭翼捷等不再担任阿里巴巴合伙人。年报还披露，阿里巴巴近期修订了《合伙协议》，按照最新协议，合伙人应由阿里巴巴集团人士担任。

自蚂蚁集团整改工作启动以来，提升公司治理及董事会的独立性一直是关键词。蚂蚁集团去年7月公布的管理团队15人名单如今已增至21人，董事和高管名单的不断变化，显示出这一年多来，蚂蚁集团采取了多方面措施完善其公司治理体系，引入了更多的外部独立董事。

目前蚂蚁集团董事会已有4名独立董事，独董占比提升至50%，来自股东阿里集团的非执行董事则由3名减少到2名。

根据蚂蚁集团更新官网信息，新聘杨小蕾、史美伦两位女性担任独立董事。来自阿里集团的高管蒋芳不再在蚂蚁集团董事会任职，其中，杨小蕾是恒丰银行独立董事，曾任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史美伦现任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主席，曾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蚂蚁转向：从“金融科技”到“互联网开放平台”

自两年前的招股书之后，外界对蚂蚁集团的核心信息所知甚少。

今年6月蚂蚁集团发布《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下称《ESG报告》)披露了不少最新的数据，也传递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ESG报告》中，起步于2004年诞生的支付宝的蚂蚁集团已经不再强调自己的金融科技属性，而称蚂蚁是“互联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