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企业家们只能从华尔街的金融领域以及钢铁、机械等基础工业领域看到商机，而到了50年代，普通消费者所需要的普通商品以及各种的生活服务才是财富的来源。
1990年1月31日，在经过14年的漫长争取后，麦当劳终于在莫斯科市中心普希金广场旁的黄金地段，开设在苏联的第一家门店。莫斯科人民用几公里的长队和热切的目光迎接这个来自美国的“怪物”，巨无霸、炸薯条散发的是自由和繁荣的香甜，杯中可口可乐翻涌的气泡，宛若迎接美好未来的璀璨礼花。
然而，因为俄乌局势，麦当劳在俄罗斯境内的850家门店正式暂停营业。32年前，麦当劳，带着迎接新世界的希冀而来，而今，麦当劳的意外离开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
麦当劳绝不仅仅是一家餐厅，而是二战后美国强大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一个文化符号。比起它的食物、极高的运营效率以及干净的用餐环境，麦当劳诞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更能阐释它成为这种文化符号的原因。
对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来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个巨无霸不能解决的。看起来，他简直是麦当劳的付费代言人，在白宫、空军一号和其他各种场合，你总能在特朗普的身边看到吃完或者没来得及吃的汉堡包纸盒。他甚至用垒的像小山一样的麦当劳汉堡包和薯条在白宫举办招待会。他对汉堡包的评价是：伟大的美国食品。
特朗普是妥妥的“垃圾食品”收集者，他最喜欢的品牌有四个，依次是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和可口可乐。在将近80年的人生岁月中，吃掉无数个麦香鱼、巨无霸的特朗普用自己亲身实践告诉世界，有关美式快餐是垃圾食品的说法，是不折不扣的“假新闻”(fakenews)。
实际上最近几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都是汉堡包的爱好者。奥巴马甚至把去麦当劳作为政治秀的一部分，除了自己排队买汉堡，还把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请到街边的汉堡店就餐。这几位总统差不多生长在同样的年代。特朗普1946年出生，成长于二战后的“婴儿潮”时代，碰巧那也是一个快餐业迅速崛起的年代，也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最快的时代。
人大概从两岁开始分辨味道，童年时常吃什么味道的食物，就会成为成年后喜欢的味道，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总是觉得妈妈的饭吃起来香的根本原因。对于特朗普那一代的少年来说，早晨离家上学的时候，家长在他们兜里塞些钱用作中午在麦当劳买一顿午餐是最美好的记忆。
上世纪50年代，连锁快餐业席卷美国，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在外边而不是在家里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大量的美国家庭除了周末，平日很少再开火做饭。电影、电视、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更加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更快的工作节奏，让用更多的时间做饭、吃饭变成十分奢侈的事，连锁快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迅速发展壮大的。
与此同时，各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不断出现，尤其是在服务业。现今，除了互联网带来的新商业模式，绝大多数的商业模式创新都来自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连锁快餐、便利店、超市、信用卡、直销、广播电视的广告经营模式、主题乐园等都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这一切，都根源于美国社会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这个时期，由于产业工人、普通职员、服务业员工这些占到社会大多数就业比例的群体整体迈入中产阶层，美国社会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带动商业逻辑和商业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型。
这种变化并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发生的，罗斯福新政对这种变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和欧洲相比，美国福利国家的建设要晚的多。大萧条是建立福利国家的契机，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全国性的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在1941年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对自由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把“免于匮乏”的自由作为美国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这可以看作是罗斯福建立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
在1932年之前，美国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体系。民间慈善组织是人们遇到失业、工伤时的唯一求助对象。从1932年开始，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增加社会福利的法律。第一个法是《社会保障法》，对于养老、失业以及伤残保险制定了政策。第二个法是《国家劳动关系法》(又名《瓦格纳法》)，法律允许建立工会，鼓励通过劳资谈判来制定工资。这个法律建立了劳动关系的秩序，让工人的权益得到了一个基本的保障。第三个法是1938年出台的《公平劳动标准法》，这个法律设置了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制度。
1945年1月，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JamesMurray提出了一个《完全就业法案》，法案要保证每一个人都有工作。整整辩论了一年后，直到1946年1月才被表决通过，因此被称为《1946年就业法》。法律要求美国政府尽力实现“就业、生产和购买力的最大化”。
二战结束后，数百万退伍军人从欧洲和亚洲返回美国，对就业市场形成巨大冲击，美国政府出台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法案要求对退伍军人提供住房优惠，提供接受教育或培训的机会。
罗斯福新政还包括建立急救救济署，为人民发放救济金。
福利国家的建立和战后需求的激增，让美国迎来了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二战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