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在西湖大学副校长许田看来,科研成果要想实现产业化突围,不能仅依靠高校院所的科研力量,还要与产业界结合,实现“联合攻关,利益共享”,“科学家专心做研究,商业层面事就交给专业人士做。”
这是许田在耶鲁教学期间,与朋友乔纳森·罗斯伯格博士在创办罗斯伯格孵化器时总结出的经验。罗斯伯格孵化器成立21年,孵化了13家高科技公司,实现100%的孵化成功率。
多年从事基础研究和项目孵化的经历,让许田对科技成果转化有了更深地思考:过去孵化企业更多是给予场地、设备等资助,这些属于“硬平台”提供帮助的范畴;随着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过程越来越短,搭建一个能在商业计划、专利、法务等层面给予科学家帮助的“软平台”变得愈加重要。
QSI(Quantum-Si)是罗斯伯格孵化器成功孵化的企业之一,由乔纳森·罗斯伯格博士于2013年创立。2021年6月11日,QSI通过SPAC方式正式登陆纳斯达克。
云锋基金致力于推动首创性技术在生命健康领域的应用发展,于2017年领投QSID轮融资,助力公司产品在中国市场实现落地。这也是云锋基金在支持原创科技成果转化道路上的一次成功探索与实践。
在许田看来,QSI的成功上市离不开学术界与产业界、投资人的共同努力,“投资人为项目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资源,还有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和一定程度的良性压力。只有科学家与具有前瞻视野的投资人同行,才可能产生改变世界的高科技产品。”
许田曾长期担任耶鲁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遗传学系副主任、校长顾问,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研究员及罗斯伯格孵化器科学委员会主席。在学术界,许田是一位“独特”的科学家,他在生命科学领域有过诸多突破性研究成果,不仅推进了科学的边界,还多次亲历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过程。2018年,许田全职加入西湖大学,成为遗传学讲席教授,在推动遗传学、药学与人工智能等多个交叉学科基础应用研究的同时,也在探索打通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创新衔接的通道。
本期「云锋Talk·突围」,许田分析了目前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为科学家搭建“软平台”、“与投资人共行”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必要性。
以下是对话节选,enjoy:
许田博士
西湖大学副校长
曾任耶鲁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遗传学系副主任、校长顾问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研究员
罗斯伯格孵化器科学委员会主席
谈转化:
如何走好“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Q:中国在高质量科研方面的贡献一直居于全球前列,但在科研成果应用转化领域却较为薄弱,原因是什么?许田:科技成果的转化像学术一样是需要传承的,但现在没有成熟的传承机制,特别是让资本与高科技结合方面的经验非常少,所以科技成果转化相对更难。过去一两百年,人类对于如何鼓励基础理论研究已经积累了些经验,从德国鼓励学术自由,到美国大学建立学术自由制度保障体系,进而影响到中国高校的学术培养模式。鼓励自由探索和批判性思维,以此不断推陈出新,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传承。所以你会发现,科学家都是有老师、有传承的,从石头里蹦出来自学成才的科学家非常少。
Q: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科学家和资本方分别面临怎样的挑战?
许田:真正了解前沿科技的一定是科学家,但科学家更倾向于“个人英雄主义”,他总觉得自己的技术是最有用的,对于市场需求、企业管理、商业模式、退出路径并不熟悉。但对资本市场来说,他们又很难判断什么样的科技成果才能成功转化,而且他们也很难管理一流的科学家。科技成果要想真正转化为市场化产品,离不开核心技术、原创研究,也离不开资本投入、商业运作,这是一对很有意思的矛盾。谁能把这对矛盾整合好,谁就能持续往前走。
Q:是否能通过机制创新来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
许田: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件需要多技术、多团队联合攻关的事,而且这个联合攻关团队要实现利益共享。我在耶鲁教书的时候,和我的朋友JonathanRothberg在耶鲁旁做了一家罗斯伯格孵化器,孵化了十多家公司。我们的经验是,搭建一个“软平台”,让科学家、工程师做他们擅长的东西,聚焦解决核心技术问题,然后把融资、商业模式、知识产权等其它商务上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来做,这样能大大提高成功率。反过来说,如果让科学家从头开始学习申请专利、法务和运营公司,那么80%的创新项目恐怕都会失败。
Q:罗斯伯格孵化器所采用的“联合攻关模式”,能否在中国进行复制?
许田:相对而言,在中国组建联合攻关团队面临更大的挑战:首先是中国投资者的经验较少。美国投资者已经有多年投资高科技产品的经验,而中国风险投资发展时间较短,开始做投资时一定是投模仿和follow的东西,因为它更安全,也比较容易判断。但随着这两年风险投资的成熟,中国开始逐渐从Me-too/Me-better投资走向Best-in-Class/First-in-Class投资。目前国内更大的挑战在于人才缺乏,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北大的谢晓亮院士多年前就发明了测序技术,文章都发表了,但测序仪一直还在研发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