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商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为何要把“求变中国教育”作为个人和机构的使命，俞敏洪是教育界的“唐·吉诃德”吗?

“天下谁人不识君”，在中国但凡念过大学的，谁不知新东方和俞敏洪?

俞敏洪1985年于北大西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6年后主动放弃了北大教师的身份，1993年创办新东方。现在的新东方已经是覆盖全年龄段和全学科的综合性教育集团，在全国拥有一百多所学校，超过5万名老师，面授学员超过5500万人次。

2006年新东方集团在纽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教育机构。

2月23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北京新东方总部大楼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慧见》栏目的独家专访，透露了“留学教父”个人性格的改变和新东方27年来5条增长曲线求变过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他的痛苦、挣扎、反抗和坚持。

以俞敏洪为代表的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普遍带着改变中国的理想走上创业之路，他们是在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转折点上勇敢求变的人，为改变国家和个人命运献出了自己的思想、精力乃至一生的时间。

但一个商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为何要把“求变中国教育”作为个人和机构的使命，俞敏洪是教育界的“唐·吉诃德”吗?

27岁新东方没有改变中国教育

“意义”是俞敏洪再三强调的关键词，他直面外界质疑，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费尽力气推巨石上山之后，石头会再滚下来，再推，再落，周而复始，看似尼采说的永恒轮回，毫无意义，但西西弗斯勇敢地为自己赢得了意义。这也是俞敏洪的人生哲学，“我一定要认可新东方的意义，我才能做下去。”

《慧见》：你在1993年创办新东方之后正好赶上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出国留学潮的黄金十年，对新东方27年的成绩单打多少分?

俞敏洪：财务角度来看新东方是成功的，从最初13个学生做到300多亿市值，我打80分。但从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度，我觉得没及格。新东方没给中国教育带来某种实质性改变，比如说让学生综合素质更高，未来发展方向更广阔等，做得远远不够。

如果说新东方还有一点意义，就是新东方在1990年代推动了中国留学潮。这批人归国后对国内经济、科技等的发展都起到推动作用。今天更多深入中小学全科培训也帮助家长和学生解决了部分问题。

《慧见》：一个商业培训机构要把改变中国教育的使命扛到肩上是不是“唐·吉诃德”?

俞敏洪：必须扛，这是教育机构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当然商业上能跑通也很重要，否则生存空间都没有，但我觉得今天的新东方在意义上跑通更重要。

《慧见》：如果说新东方未来能成为全球领先的中国教育培训品牌，你觉得赢的关键会是什么?公司现在这么大体量还会死吗，可能是死于什么原因?

俞敏洪：我觉得新东方赢的关键还是对教育的理解和热爱。我做教育不是捞一票就走人，而是真真实实地想改变中国教育的面貌。当然会死，好多千亿机构都陷入困境，海航都破产了。我关心的是怎么做出对的决策让生存时间更长，及死了后能留下什么。

《慧见》：你想留下什么?

俞敏洪：我每年出一两本书，有用就会流传下来，你死后还有人在读你的书我觉得挺好。二是你做的事情影响了人类行为或生存质量，也很棒。新东方能否为人类留下某种遗产，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但人永远超不出自己的认知范围。也许我觉得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但从整个世界发展的格局来看不是，但也许真的到最后就有意义。

《慧见》：你说过新东方改变了400万孩子和家庭的命运，可外界觉得就是个营利的培训机构。你在意外界的评价是否来源于内心深处对这个使命的不自信?

俞敏洪：很多意义是自己认定的，比如说一个人觉得自己活着有意义，其实在别人眼里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但你要是不认定这个意义，你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一定要认可新东方的意义，我才能做下去。

我们真改变了不少家庭的命运，而且大都是往好的方向。我们送出去了400多万留学生，大部分都学业有成，或者回国效力，或者在任何一个国家安身立命，我觉得都很好。但你没法强行让社会跟你一样认定这个意义，而且人对自身意义的认可，一定比社会和其他人的认可要高出一倍以上。

《慧见》：你觉得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俞敏洪：高考独木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高考改革。

《慧见》：出生于1960年代的这一代企业家或多或少都有改变中国的理想，你创办新东方27年来实现了这个理想了吗?

俞敏洪：不光没改变，我觉得反而是产生了负面作用。因为教育变革是观念的变革，是模型的变革，现有中国的教育条件下观念和模型的变革都很难做，也是世界性难题。全世界都意识到现有大学教育体系相对落后，但新型大学教育模式依然没有出现。观念的变革通常是100年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单个的人和单个机构能做到。

“地面和在线教育结合是更有生命力的第三条路”

从一介书生到建立新东方，俞敏洪不仅是数代中国大学生全球视野的启蒙者和助推者，也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