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携手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麦田守望者：乡村教师的成长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著名学者、教育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从各自的经验和视角出发，就乡村教师发展、乡村学校的变革与展望、科技如何促进乡村教育发展等热点议题展开多维度的分享与讨论，沉淀指导实践的解决方案，共同赋能乡村教师，推动乡村教育更好地发展。

在“乡村学校变革的路径与未来乡村教育展望”主题发言中，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大附中原校长，云南兴隆美丽小学首任校长康健从乡村教育的现状、变革路径及未来展望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乡村教育的实践与研究。

康健介绍，过去十年里，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给乡村教育带来很大改变：第一，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第二，“撤点并校”后，中心校集中了优质资源，以规模实现了教育公平；第三，教师的工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变。总之，“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教师观念、师生关系方面，普遍存在严重的问题。

那如何改变乡村师资队伍的现状呢？

康健提出了几个对策：第一，国家视角：依法执教、国家主导、提升品质、专业引领。必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和义务教育体制相配套的师范教育。第二，基于民间视角，创新定位、转型升级，公益志愿型向专业化的社会组织转化、升级。不能站在一般的慈善或者志愿的立场上看待乡村教育，因为乡村孩子们的心理问题、情感问题都是非常专业、复杂的教育问题。

此外，康健以云南兴隆美丽小学的办学经验为例，介绍了乡村学校变革的路径和经验。首先，政府牵头、社会资源、专业组织三方合作，办好每一所乡村学校。借鉴美国“可汗学院”的“前院后校”的方法，学校要建立自我发展的体系，自己选择教师、招募教师、培训教师。第二，三自一包。要给学校自主权，要有经费的自主权，要有用人的自主权，要实行合同承包制。

以下为经整理后的发言实录：

我今天是以一个农村的校长身份来谈——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东瓜镇分众美丽小学。为什么叫美丽小学呢？原来我在“美丽中国”做志愿者的时候，我是美丽中国的首席教育官，我分管两项工作，一是支教老师的培训，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暑期学院，其实是一个常设的教师培训学院；我们有非常系统的课程，有非常专门的教师队伍，当时我们有可能在楚雄建立一个专门的乡村教师学院，当然这个任务还在发展过程之中。

我退休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20年，北京大学工作20年，但是我在北大退休送走了最后一个博士的时候，系主任问我，你退休以后干什么？我当时脱口而出回答，我想到一个农村的学校，特别边远地区的乡村学校做教育。没想到，在几年之后这个梦想真的实现了。

我当时在做的时候，我一直在讨论社会组织和公益机构专业化的问题。要做专业化的教育，不能只靠情怀，也不能只靠慈善的精神。当时，我和“美丽中国”的很多支教年轻老师讨论，很多人在支教满两年后，觉得意犹未尽。支教期满了，但是又想留下，可是，留下来做什么呢？

这些支教老师他们有相当重要而且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愿望，“支教的两年，我们对乡村有了很多的了解，但是我们没有改变乡村的教育，我们只是教了一门课，而且到了很边远的地方，天高皇帝远，谁都不知道。我们特别希望尽快改变乡村的教育，是否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这句话也启发了我。我们在有大量有支教背景的年轻人基础上，我们在楚雄东瓜镇兴隆村建立了第一所美丽学校，我是创校校长，当时招募了14个，以“美丽中国”为主经过支教的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是一个非常精干的队伍，有南大的，有斯坦福大学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有港大的。说这个的意思是，其实社会上有一大批年轻人对于农村教育有情怀、有理想，但是力量没有聚集起来，而且比起当年的上山下乡，比起当年的乡村教师，他们没有更高的台阶。所以，我们抱着这样的愿望办了这样一所学校。我们这所学校当时有182个孩子，一半男生，一半女生，有100个孩子寄宿，差不多有1/3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当时孩子们的健康状况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我看来，第一位的是健康，如何过一种文明、健康、有尊严的生活，是这些孩子的第一需要。第二，他们大多数是在残破不堪的家庭里生活，他们的情感也是很重要的需要。教好一门课，或者改变他们的知识，不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们又在大理巍山县山办了一所美丽小学，哔哩哔哩美丽小学。这个学校位于彝族的一个小村落。当时我去家访的时候，就想看看孩子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的？很多孩子都有头虱，身上有虱子，当时的水库还有血吸虫，三个“小虫”困扰着孩子的健康。当时在确定办学方针的时候，我们就把改善环境、提高健康水平、让孩子过有尊严的生活成为我们办学的第一要务。后来又进一步提出，要让孩子在家里有一张课桌、有一套独立的床铺、有一套独立的餐具。因为家里的生活条件确实非常简陋，怎么从生活上改变他们，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是从宿舍、食堂、饮水开始做起。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