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老龄化与消费制约
中国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负增长和中度老龄化。从2022年开始，人口进入负增长并将成为相当长期的一个常态。与此同时，在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14%，意味着我国进入到了中度老龄化或者老龄社会。
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到2034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21%，意味着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那时我国的老年人口接近3亿，占到世界全部65岁以上人口的27%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也是一个庞大市场。因此，研究银发经济要看到人口趋势的变化，才能把握潜在人力资源和消费者市场。
在老龄化时代，经济增长会遇到一些新的挑战。一方面，三驾马车的结构将发生变化，出口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力将逐步被消费替代;另一方面，老龄化本身又带来一些不利于消费的因素。
从时间趋势上看，老龄化导致消费意愿、消费能力的下降。世界老龄化程度一直在加速提高;而世界平均消费率，也即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趋于下降。跨国比较来看，不同国家老龄化和消费的关系却不尽相同。用跨国数据来看，老年化率和消费率的关系没有显著相关性，也即老龄化率高的国家未必就是消费率低的国家。
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到8%以下，之后逐年减速;与此同时，我国“三驾马车”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相对下降，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重要性显著提高。在疫情发生之前，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已经有明显的调整。但是在受到疫情的冲击之后，未来的发展趋势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把消费率发掘出来。
二、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
人口变化趋势会产生一个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人口老龄化就意味着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变化，在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二十年时间里，我国人口逐渐向金字塔顶端移动，大龄人口的总规模在扩大，占比在提高。但与此同时，大龄人群的消费并不占优势。
在中国“未富先老”的情况下，我们的年龄结构、年龄人群以及消费人群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从人口占比和消费占比两方面来看：首先，儿童消费偏高，5-9岁儿童消费占比远高于其人口占比，许多一孩家庭更愿意为孩子消费。其次，年轻人消费也普遍偏高。20岁以上至30岁以下人群的消费在全部消费中占比比他们的人口占比要高，消费能力、消费意愿都是偏高的。但是未来这个人群人口占比将越来越低，而且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剧情况下，他们的就业困难会更大一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分人的高消费能力和高消费意愿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未来的消费需要。此外，老年人人口占比远远超过他们的消费占比，因为老年人没有了劳动收入，养老保障还不够充分、不够均等，因此消费能力、消费意愿都在下降。而从正在就业的中年人来看，他们的消费能力也不强，可以称为“城市中年人或大龄就业者的现收现付难题”。在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的背景下，这部分人面临三重负担：养老保险的缴纳、家中老人的赡养、预防性储蓄，这些负担显著降低了中年人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
从农村来看，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普遍更低。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农村常住老年人用养老金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占比只有10%，大部分还要靠自己继续劳动，以及家庭成员的支持，在相当大程度上还叫做“家庭养老”。
这是我国面临的现实约束，打破这个约束，才能有银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靠银发经济的发展。
三、消费需求侧改革红利
从消费需求侧改革来看银发经济发展如何打破经济中现实的短板和瓶颈制约。首先要创新理论范式和改变政策模式。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从以投资者和企业为主要对象转向家庭本位，探索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二是经济发展方式层面，确保居民消费能够在发展方式中发挥基础性的需求贡献，促进“三驾马车”实现新的平衡;三是福利国家建设层面，建设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福利体系，促进社会流动，释放生育潜力;四是赢得改革红利层面，所有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制度建设都要靠改革，因此改革也应该放在我们常态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里。
其次要解除后顾之忧以提高消费意愿。现在进城的农民工已有1.7亿多，但他们在城里没有户口，将他们现在的人均消费水平和他们有户口后的人均消费水平相比，将有巨大的差别。假设1.72亿农民工都得到了城镇居民的户口，仅仅消费意愿的提高，还不算消费能力的提高，就可以增加1.2万亿元的总消费需求。这是一个巨大的政策红利。
现在的户籍制度导致在城镇常住人口中，户籍不在本乡镇街道人的比重相当高，剔除市区内人户分离之后还高达37%;特别是就业人群，从20多岁到30多岁、到40岁的人群，没有本地户籍的比例更高。因此，户籍本身也是阻碍他们获得高质量就业的一个重要制度障碍。打破这个障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类人群的消费能力。反映收入不平等的指标，例如基尼系数或者帕尔马指数，在过去这些年，特别是2009年之后是有所改善的。但是整体改善速度比较慢，而且近年来有一些徘徊的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