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环境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政治经济军事形势错综复杂。中国国内经济也处于增长模式调整阶段，面临如何摆脱总需求不足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双重挑战。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国内外形势正面临四个关键性变化：地缘政治冲突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国房地产市场转型调整、央地财政债务关系重塑。要更好地应对上述政策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逻辑需要重建，新一轮改革开放举措也亟待出台。

关键性变化之一：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上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格局。国内增长乏力，使得部分国家政府有意将国内矛盾国际化，声称国内经济问题是“不公正”的经济金融全球化造成的结果。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上台。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2020年至2022年的三年新冠疫情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退潮。中美博弈注定会长期化持续化，而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红海危机等则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增加了新的变数。

由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发展战略由强调增长和发展转变为统筹发展与安全。增长与发展的底层逻辑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安全的底层逻辑是要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需要保留适度的冗余。对安全的强调自然是必要且明智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层面，发展与安全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也即两者之间在一定意义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例如，对国企改革的方向而言，如果更加强调增长与发展的话，那么国企改革的最优方向可能是抓大放小，对在行业居于垄断性地位的国企进行分拆以提高竞争程度，国企退出经营性领域而主要集中在战略性产业。相反，如果更加强调安全的话，那么全面做优做大做强国企就成为最优方向。毕竟，国企的性质意味着其经营行为更加稳定、更讲政治，即使国企的经营效率低于民企。近年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就充分说明了上述观点。

然而归根结底，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发展才是最大的安全，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对当前中国而言，应该继续以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为核心，要避免陷入“泛安全化”的陷阱。笔者甚至认为，正如上世纪1980年代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把前苏联拖入军备竞赛、最终导致苏联经济崩溃一样，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可能试图把中国拖入“泛安全化”的陷阱，也即通过制造国际局势紧张、升级中美对抗，来诱使中国政府把过多精力与资源放在安全层面，而持续忽视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对此应该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持续发展对中国崛起的重要性。一方面，我们的确应该坚决捍卫核心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更多精力与资源放到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来。毕竟，只有中国的综合实力进一步上升，我们才能维护更加安全的国际环境。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五个坚持，其中“必须把坚持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发展的着重强调与高度重视。

关键性变化之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

新冠疫情爆发后，很多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过度依赖单一国家节点，在特定冲击下可能影响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因此，这些国家开始强调供应链产业链更加靠近本国市场、更加多元化。这意味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始变得更加碎片化、当地化与周边化。美国提出的“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主要发达经济体提出的产业链供应链“中国+1”就是明证。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从全球单一产业链供应链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与碎片化——无疑将会造成如下两方面影响：第一，这会降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很多产品的中长期生产成本，进而提升全球的通货膨胀中枢。毕竟，对安全的强调意味着效率的损失;第二，这会削弱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中枢环节地位，中国的外贸外资增长将因此而面临挑战。

在新冠疫情之后，中国面临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显著下降。尤其是在2023年第三季度，国际收支表层面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首次净流出，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下降有多方面因素，例如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国内要素成本价格上升、外资企业认为中国营商环境恶化等，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就是全球跨国公司正在调整其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上述趋势呢?首先，既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出现了区域化、多元化与碎片化趋势，那么中国首先要全力保持自己在亚洲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枢地位。这就意味着，未来我们要更好地经营RCEP与一带一路，我们也应更加积极地加入CPTPP。其次，中国仍然要做推动全球化的旗手，我们要通过加强高质量对外开放来重新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我们要通过各种努力来保持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

关键性变化之三：国内房地产市场转型调整。

自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