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获得国家发改委的同意批复，国家级都市圈再度扩容。2023年国家发改委一共批准了五个国家级都市圈，显示国家级都市圈显著提速。而且区别于此前获批的都市圈，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都是一线城市都市圈，意味着上海都市圈与北京都市圈很大概率将获得政策加持。

作为地理空间上的高层次和紧密型组织形态，未来国家级都市圈将扮演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引擎和核心增长极的重要角色。

国家级都市圈的几大标配

都市圈是指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功能性强的大城市为核心，由周边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体组成的具有圈层式结构特征的地域空间形态。都市圈一般有效活动范围为1小时通勤圈，对应的核心城市半径大约50~100公里，地域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

清华大学的研究报告据此标准整理出了全国共有34个都市圈，其中国家级都市圈12个，分别是南京都市圈、福州都市圈、成都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西安都市圈、重庆都市圈、武汉都市圈、杭州都市圈、沈阳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国家级都市圈一般有五个显著标配。

超大经济体量。一个国家级都市圈既称得上是地方最主要的经济“粮仓”，也是全国GDP最强大的产出“富地”。12个国家级都市圈GDP总量约为38.3万亿元，相当于全国GDP的32%。其中深圳都市圈经济总量最大，为4.9万亿元，最小经济规模的沈阳都市圈也超过1.3万亿元。因空间范围相对固定，内部经济一体化更易形成，都市圈的潜在生产率也会更高。初步估算，未来10年12大国家级都市圈每年至少可为全国GDP贡献2个百分点。

超高城市能级。目前国家级都市圈均以省会城市或者中央直辖市作为核心城市进行规划，核心城市具有较强的辐射与带动力;主中心之外是城市副中心，可全力承接主中心分离出的非核心功能;最外围的是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组成的卫星城，重点负责产业与劳动力要素的转移安置与创新成果的应用。借助都市圈这一新的载体，不同层次的城市能量得以实现有机与高效的交互。

超硬创新资源。都市圈是各类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聚集地，更是先进技术创新的策源地。各种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区域性技术平台等集群创新资源高度策应，产生重大技术聚变与创新规模效应，最终外溢而成新质生产力。

超强产业集群。与创新资源的高度集聚紧密相连，都市圈是成果转化的应用高地，不仅产业齐全、链条完整，而且产业与创新构成正反馈，圈内更容易高频与深度发生产业的重组与升级，市场力量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沉淀出了都市圈内的全国甚至全球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同时构造出了规模庞大与多样化的世界级产业集群，而且先进的产业集群撕破了行政边界，协同与共振效应显著且强烈，可以产业集聚与扩散的物化形态充分展示出来。

超能区域关联。都市圈内不仅广泛分布着由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县乡公路等组成的城际公路网，密集蔓延着由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以及城市轨道结成的“四网融合”立体交通系统，而且罗列着由“通道+枢纽+网络”支撑而成的物流运行体系，同时智慧一体化交通服务平台串起各类交运基础设施，地理边界几近消失，城市几乎连成一体，跨城顺畅与便捷通勤成为常态。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置于全球范围观察，都市圈的创建不是新鲜事，但对于中国来说却具有十分明显的战略创新意义。

第一，国家级都市圈打开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全新版图。都市圈是城镇化空间中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消费群体总量大、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强，容易叠加出更充实的经济内生发展动力。

都市圈还是技术创新策源地与应用高地，产业集群加速形成的过程也是有效投资扩张的过程，尤其是投资驱动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主动力，更是非常活跃的经济增长极。另外，不同梯次的产业在城市间有序转移，合理的分工与优良的布局可引导生产要素配置的边际改善。

更为重要的是，都市圈中本就存在较为强大的市场自组织能量，如产业的跨界合作、数字技术要素的跨区域流动等，而受到都市圈生态环境的催化，市场化力量必然推动各种行政化壁垒的进一步解构，市场活力也得以加速释放。

第二，国家级都市圈拓展了区域一体化与同城化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全新视野。按照规定，很多城市是没有资格修建地铁的，但纳入国家级都市圈后，核心城市可将地铁延伸至圈内城市，比如武汉都市圈获批后，武汉地铁11号线并延伸至了鄂州，使得鄂州成为湖北第一个跨入“地铁时代”的地级市。即便是地铁难以触达的都市圈边缘城市，也可通过市域铁路与地铁、高铁等交通枢纽实现无缝接驳。网络化与快捷化的基础设施体系不仅打破了地理位置局限，缩短了要素配置的时空距离，也有效降低了要素流动成本，放大了要素配置效率。

第三，国家级都市圈扩展了提升城镇化以及公共产品与服务均等化水平的空间。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超过了65%，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从外围城市流向核心城市的特征非常明显，不少超大特大城市由此出现了房价上涨、交通拥堵、环境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