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恒:政治局会议释放的七个信号
时间:2023-12-11 00:00:00来自:新浪财经字号:T  T

事件

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4年经济工作。

年底的政治局会议非常重要,将为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定下总基调,确定明年经济工作的大方向。

本次会议有诸多新的提法:“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等。

风险提示:外部冲击超预期、房地产市场低迷超预期

解读

一、总体形势判断:经济回升向好,成绩来之不易;今年经济恢复一波三折,仍需巩固和增强

会议强调了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并肯定了成绩来之不易。“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能否顺利实现年初定下的经济增速目标,不仅直接关系国计民生,还会影响预期。我们“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最终实现“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从经济运行看,2023年我国经济运行是一波三折的恢复,总体处于疫后恢复态势,在服务业持续恢复的带动下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下行压力加大、三季度持续回升,完成全年目标是大概率事件。

同时,会议也指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仍需“巩固和增强”。这源于今年经济恢复的三个核心特点:

其一,经济恢复的非均衡性,当前经济是结构性恢复、而非全面恢复,主要是靠服务业、高端制造带动,但是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平台经济等仍受到一些冲击。因此就业也是结构性的,服务业和基建投资带动农民工就业形势好转,但青年就业压力较大。之所以会出现结构性恢复,还在于2023年是疫后恢复的第一年,疫情期间压制的聚集性服务业有个反弹式的增长;而其他产业诸如房地产在供需形势逆转的基础上又叠加预期不振引发了房地产销售、投资持续下行等。

其二,当前经济恢复是不稳定的,因为内生动能不足,表现在消费、制造业投资恢复不足,民间投资仍是负增长。这样的需求结构下经济受外部变化的影响会比较大,外部环境变化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波动加大。比如2023年中国出口与韩国、中国台湾、越南的出口节奏相对一致,这跟全球经济运行节奏有关,外部环境仍较大地影响到中国经济运行。

其三,今年经济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导致居民收入增速、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速偏低,产生了宏观与微观感受的背离。前三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5.2%,名义增速只有4.9%。

二、政策基调更加积极,强调“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但不是大水漫灌,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实际上,“先立后破”不是第一次被提及的工作方法论,这对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的中国经济而言尤为重要。我国长期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摸着石头过河”以及“渐进试点”等做法就是先立后破的方式。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过这个表达:“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2022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

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面临新的“三期叠加”,包括:累积问题化解期、新兴动能培育期、经济转型阵痛期。这些叠加期本身意味着潜在经济增速下行,意味着改革和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先立后破有利于降低“新三期叠加”带来的失速风险。累积问题化解期是指,此前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其积极作用逐渐减弱,负面影响愈加突显,例如人口红利、房地产野蛮生长、地方政府举债投资等,都曾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当前却出现人口总量减少、老龄化加剧、房地产发展旧模式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公共服务存在短板等一系列问题。新兴动能培育期是指,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新动能的支撑,例如从投资为主转向消费为主,从传统产业转向高科技产业,从关键领域被“卡脖子”到补链强链、自立自强等。经济转型阵痛期是指,累积问题的化解和新兴动能的培育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期间可能面临经济转型的阵痛,例如新旧动能未及时接续,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创新驱动的产业发展相比债务驱动的规模扩张,难度更大、风险更高,且短期收益可能不太显著;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新公司与新岗位不断涌现,但也伴随着旧公司与旧岗位的消失等。

从短期来看,会议对明年经济和政策的总基调偏积极,进一步阐释了稳和进的关系,即“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和“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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