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巨型威胁》一书于2022年10月推出电子版以来，我在书中重点强调的那些主题都已成为主流。如今每个人都承认各项经济、货币和金融威胁正在上升，而且还在以危险的方式与社会、政治、地缘政治、环境、健康和技术发展相互作用，以至于英国《金融时报》在2022年12月将“多重危机”选为年度热词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仅全球经济岌岌可危，就连人类的生存都处于危机之中。

正如我在书中所警告的那样，“大缓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一段长时间的低宏观经济波动时期)已经让位于“大滞胀”。2022年我们目睹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飙升，一直延续到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急剧放缓，以及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问题因央行提高政策利率而加重的迹象。

货币政策收紧下，世界各地的通胀率都有所下降，滞胀式短期负面供给冲击的影响也在2023年逐渐消退。但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仍远高于2%的设定目标，而《巨型威胁》中讨论中期负面总供给冲击则变得更加严重。

比如去全球化进程仍在继续，更多国家从自由贸易转向安全贸易，从经济一体化转向脱钩和“去风险”。回流本国、近岸和“友岸”暗含着效率和韧性之间的取舍，即时式全球供应链被各类“以防万一”式的安排所取代。

此外在各类移民限制阻碍劳动力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之际，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社会老龄化正在减少劳动力供应——所有这些都会增加劳动力成本。气候变化加剧了能源和粮食不安全状况，但世界依然没能为未来的疫情做多少准备。

然后是被人工智能所强化的网络战和虚假信息带来的风险，以及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例如对日益加剧的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反弹。最后，随着美国越发依赖美元作为外交政策工具，去美元化仍然是个严重风险。

因此，尽管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冲击在短期内有所缓和，但世界仍面临着重大滞胀风险(较低增长和较高通胀)，而且其中大多数风险可能在未来十年进一步增大。

宴席已散

全球金融危机后十年，全球经济的特点是缓慢的总需求增长，巨额私人和公共储蓄，以及低投资率。缓慢的增长导致了低利率，而近零甚至负利率，加上量化宽松，致使位于收益率曲线短端和长端的名义和实际利率都保持在极低水平——而且往往是负值。

但这种轻松来钱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新冠疫情的负面供给冲击加上刺激政策导致了2021年开始的通胀飙升。央行通过同时上调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来应对。但在私人和公共债务比率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央行发现很难将通胀率降至2%的设定目标。它们陷入了“债务陷阱”，不仅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如何在不导致经济硬着陆的情况下实现2%的通胀)，还面临着一个“三难困境”：如何在实现物价稳定的同时避免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

《巨型威胁》出版以来，各项事态发展证实这一“三难困境”非常棘手。如果央行为了将通胀率拉低至2%而继续提高政策利率，那么高杠杆的私人和公共借款人更有可能陷入衰退和债务困境。但如果政策制定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弃稳定物价的目标，通胀和通胀预期可能会脱锚，引发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

到目前为止，各国央行仍未松手。但如果通胀仍高于目标(考虑到高工资增长和仍居高不下的大宗商品价格，这似乎是有可能的)，它们可能会最终屈服以避免导致经济下行和金融崩溃。尽管核心通胀率过高，但它们已经暂停了加息，表明或许正准备接受高于目标的通胀。

被迫应战

除了负面的总供给冲击之外，各种总需求趋势还意味着通胀将会更高。随着赤字的增长，央行可能最终会被迫将公共债务货币化。同时赤字也必定会增加，因为许多关键国家都需要更高水平的支出来支撑至少六场“战争”，其中包括一些真正的战争。

首先，我们正处于“地缘政治萧条”的状态。俄乌冲突仍有可能扩大并将北约卷入其中。以色列(可能还有美国)正与伊朗这个踩在核武门槛上的国家发生冲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将导致能源价格再次飙升。随着美国、欧洲、北约，以及中东和亚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始重新武装，常规和非常规武器的支出增加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也将是代价高昂的。未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预计将达每年数万亿美元，而认为这些投资都将促进增长的想法是天真的。假设有一场真实战争摧毁了一国大部分有形资本，那就算重建投资的激增能带来经济扩张，这个国家仍然会因为丢失了很大一部分财富而变得更加贫穷，气候投资也是如此。

应对未来疫情的斗争也成本极高。无论是投资于预防措施还是健康危机的事后应对，长期性的成本上涨都将加重与老龄化、医疗保健体系和养老金计划相关的负担。据估计，隐性负债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显性公共债务水平。

我们还可以预见一场应对“全球机器人”破坏性影响的战争式动员，因为这种全球化和自动化的结合正在威胁着越来越多的岗位，包括很多创造性工作和管理职位。政府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通过基本收入计划、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或扩大公共服务来帮助那些跟不上潮流的人。即便自动化能大幅提升经济增长，这些成本仍很巨大。比如美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