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的新书《权力与进步》与其他一些宏大叙事一样，探讨了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关键问题：美国和英国是如何陷入当前这种乱局的?

《权力与进步》一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两位作者本身的职业。两人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是经济系的，约翰逊是斯隆管理学院的。前者是他这一代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既在广度、多样性和质量方面对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还对科技在消灭现有岗位和创造新就业岗位时产生的不同影响做了重要工作。后者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因分析美国经济金融化如何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伏笔而闻名于世。

如今他们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堡垒中走出来，试图证明我们所经历的经济结果从来不完全是市场将资源有效配置到最佳用途的产物。相反，他们认为如何分配科技进步的成本和收益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因此，他们的书名还有第二层含义：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是衡量经济学能取得进步的一个令人鼓舞的标准。

驱策而又束缚人的愿景

已故历史学家梅尔文·克兰兹伯格的“科技第一定律”指出：“技术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同时也不是中立的”，这句话也完全可以作为《权力与进步》一书的题记。它巧妙地抽象出两位作者所关注的“自动化技术和新任务的创造，与利润分享的制度基础之间的制衡”。也正是这一框架构建了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对中世纪至今的经济和政治历史的探索。

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技术既将劳动力从现有工作任务中“置换”出来，又将他们“重新安置”到新的任务中。只要新技术提高了生产率，就会增加可供分配的盈余。但盈余的分享方式取决于市场和政治进程中的权力对比，而这一对比经常可能会减轻甚至逆转市场结果。

《权力与进步》赋予了企业家们一个特殊且具备塑造作用的“愿景”，这些人引领了一波又一波的技术创新并组成了“愿景寡头”。当今的“愿景寡头”是“一个由科技领军人物组成的小圈子，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相似的世界观、相似的激情，也不幸地有着相似的盲点......愿景寡头之所以如此具有说服力是因为它取得了辉煌的商业成功”。

这种深刻的相关性关切解释了书中一处看似毫不相关的偏离性内容。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以费迪南德·德莱塞普的经历作为“警世故事”——这位法国企业家推动了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但随后在尝试修建巴拿马运河的过程中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德莱塞普在苏伊士运河上取得的成功使他陷入了一个与巴拿马迥然不同的地理、地质和环境条件完全不适配的计划中。最终他被自己的愿景所困，而德莱塞普版的巴拿马运河也永远无法完工。

两位作者本可通过更明确地将德莱塞普的愚蠢行为与连续几个技术时代的其他此类事例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丰富他们对这一愚行的论述。亨利·福特这位大规模生产的英雄先驱人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福特在书中主要作为一位为留住工人而不得不改善福利的老板形象出现。然而两位作者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作为获得额外工资的条件之一，福特公司的社会学部门对工人进行了全面、严格的监督，对他们的个人行为到家庭生活都进行了跟踪。可见早在数字时代来临的几代人之前，“监控资本主义”就已经在底特律开始运作了。

而与德莱塞普的失败更直接相关的是，福特自身的愿景先是推动了他的企业，然后又使其陷入困境。福特一心专注于生产最便宜的汽车，他的T型车在半代人的时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福特是通过对标准化的极端关注——“任何客户都可以把汽车涂成他想要的颜色，只要那颜色是黑色就行”，以及生产流程的专业化来实现低价的。当通用汽车公司展示了产品差异化在大幅扩张的汽车市场上所取得的竞争成功时，福特被迫放弃了他的愿景。1926年通用汽车公司的雪佛兰品牌车在美国的销量超过了T型车，这意味着市场营销大师战胜了生产技术大师。

技术上的成功如何使市场领导者陷入困境的一个更新的事例是20世纪最后10年的IBM公司。IBM在全球计算机行业的主导地位归功于集中式数据处理的开发和应用。随着System/360大型电脑的问世，IBM完成了一次英勇的企业转型。两位作者认可那些特立独行的技术专家们曾经挑战过IBM的愿景并力图建立一种使用去中心化计算的替代性模式(这种模式最初是通过个人电脑实现的)。然而他们忽略了IBM后来衰落的更深层次原因。

随着苹果和其他公司展示了低成本、单一用户机器的吸引力，IBM放弃了其紧密集成的专有技术传统。它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个人电脑部门，并授权将两个关键部件外包：中央处理器外包给英特尔，操作系统外包给微软，这催生了后来削弱IBM自身主导地位的“Wintel”双头垄断。

两位作者担心当今大型科技企业家的愿景会主导新技术的应用方式。他们担心这些企业利用机器学习创建的基于微标签广告商业模式会演变为新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更具社会破坏性的应用。他们还强调自动化有可能消灭一些任务和岗位，进一步转向不利于劳动者权力平衡并加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

过去对科技的重新引导

在讨论第一次工业革命对英国工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