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网络一篇《关于举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霍X的材料(2023年)》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举报人胡XX说，举报信是他写给中纪委和中科院纪委的，“从未在非正式渠道发过，不知谁发到网上”。而被举报人霍X说，举报信上写的“全部是胡说八道”，同样的内容，北京大学医学部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分别在前年、今年都做了调查并给了定论，也明确回复了纪委，并且寄件给了中国科学院。两位顶级专家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相关的网络跟帖，也极尽臆测之能事。

姑且不论孰是孰非，这一案例背后的网络污名化现象，值得深思。

为什么“污名化传播”趋势扩散?按照媒介环境学派的沃尔特·翁的理论，口语化的网络交际语言包含大量切口。方言和切口对语言内涵和外延的规定非常灵活。它的直接副作用就是加工改造信息源，更加容易歪曲语言语境。当有人利用这个特征，传播不实信息时，法律认定的工作也变得艰巨。

在古希腊，“污名”指道德规范或身体有缺陷，后延申为耻辱和坏名声。现代社会学和心理学把“污名”与社会成见和带有歧视色彩的道德评价相关联。“污名”的直接后果是使其拥有者的社会身份、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受损。在网络部落的口语化传播过程中，传统污名中“强-弱”群体的社会权力关系很容易被反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精英很容易被匿名的网民群殴。他们往往使用以偏概全的“连带污名”(或称联结污名)，如程序猿(程序员)、公务猿(公务员)、砖家(专家)、叫兽(教授)、精蝇(精英)、呕像(偶像)，近年来也扩散到对于律师、医生群体的污名化。

互联网技术让“污名化”更为常见。曾经的中性词或者褒义词被消极的、贬义的内容取代。除了对个体的污名化之外，对群体的污名化也值得重点关注。比如公知、专家、教授、女权、圣人等，一开始是群体的狂欢和权威的消解，慢慢变成对某些身份和职业的攻击与恶意。对群体的污名化是指将一个小众群体中的个别特征无限放大，然后强化这种负面特征，再扩散到一个更大的群体里。

网络污名化的常见手法包括：贴标签、关联事件或刻板印象提供污名化线索、放大个别特征并将其负面化，将负面特征格式化到对应群体。具体来说，“贴标签”是污名化的起始环节，也是发动污名一方经常采用的策略。在网络环境下，由于信息传播速度快和范围广，一次事件的发生可能会被迅速放大并扩散，导致公众对某一特定群体产生偏见。同时，由于互联网社区中存在各种声音，不同的声音可能会相互影响，使得原本正常的声音被污名化，进一步加剧了群体之间的矛盾。除此以外，谐音梗、假举报也是较为常见的污名化手法。

网络污名化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具体包括：

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侵犯：污名化行为通常会导致被污名化的个体或群体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甚至可能影响到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精神健康问题的影响：与精神健康问题相关的污名化有多种形式，可能导致患者遭受歧视和排斥，使他们难以寻求和接受治疗，从而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认知偏差的形成：负面事件一次次被曝光后，网民从这些负面事件中获取污名化线索，导致污名化现象日益增多，例如社会大众对于精神病、艾滋病等的负面认知这样的疾病污名化。

社会稳定性的破坏：网络污名化可能会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破坏社会稳定和谐。

网络污名化蔓延，需要从信息技术、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传播的角度去分析，然后才能在法律范围内有的放矢，实施有效风险管理。

污名化有蔓延趋势，因为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传播的速度和推波助澜的能力。信息源可能由多个信息节点组成，每个节点都可能脱离原先的语境，被重新加工、放大和渲染。而一些始作俑者可能利用这个特征，刻意将多个有煽动性的信息节点组合在一起，然后利用有煽动性信息节点的传播力量，让信息谣言化。

大众的社会心理特征也是理解污名化蔓延的重要维度。大众在收到有强烈谴责的语言描述时，往往能激发负面心理感触。至于谴责的内容是否合理，是在心理感触之后才有的认知活动。而理性的认知活动都要求投入很高的关注、比较、辨别和分析。大众一般不会做出如此强度的心理投入。因此，他们被谴责性语言刺激而感触到的第一印象就成为大众快速直觉判断的基础。

信息成本则为污名化蔓延提供了一个经济学的解释。以常见的污名举报为例，举报人往往并非吹哨人。吹哨人是有公益心的人。他们严肃对待自己曝光的内容，花费大量时间组织科学论证。吹哨人的信息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举报人的动机则是多样的，甚至可能是为了泄私愤、谋私利。也因此，污名举报只需要选择一些似是而非的片段信息，组织五彩斑斓的长篇大论。污名举报的信息成本很低。不幸的是，去污名化的信息成本极其高昂。被污名的人要花大量精力和资源去组织有逻辑有说服力的证据，并让公众和监管机构采信。简言之，被污名者往往要证明自己是圣人，才能完全摆脱各种假想和猜忌，而这在社会实践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社会传播学中的污名传播涟漪效果，也能更好说明污名化失控传播的特征。犹如投入池塘一块石头，激起涟漪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