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却被告侵权”后，摄影师戴建峰起诉视觉中国，再次引发公众对图片代理维权的关注，有人说这次视觉中国“维权踢到铁板”了。

舆情沸腾背后，折射了大众对“过度维权”的愤怒。诚然，正当维权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天经地义，对于提高大众版权意识有着积极意义，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钓鱼维权、碰瓷维权的滥诉行为，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拖累了司法效率，引发公众反感。业界呼吁，应多方合力规范图片版权市场，遇到滥诉，被告应积极反诉，净化行业生态。

版权“钓鱼维权”套路深

两张高度相似的摄影作品，分属两个著作权人，其中一张借助央媒的流量广为传播，另一张则用来发起海量侵权诉讼获利，这是版权“钓鱼维权”的套路之一。

王江(化名)是某传媒机构版权部的员工，前不久，他收到了东莞某知识产权服务公司的起诉状，称他所在的媒体微信公众号转载了一篇某央媒的文章，文中一张摄影作品侵权，要求赔偿1万元。

与王江有交流的另一家传媒机构近期也收到了法院传票，经历大致相同：都是因为转载了央媒的文章，都因内文中的摄影作品侵权;都不是作者本人起诉，原告是辗转几手获得版权授权的第三方;版权转让文件都是近期签署的，而所起诉的转载行为则发生在2年前或者更早;原告开出的和解条件，都指向让被告购买图库的图片。

记者对比两家机构的起诉材料发现，原告都是付费获得了相关图片的全部著作权权利，授权范围包括溯及过往侵权行为的追诉权。乍一看，原告似乎确实具有起诉资格。然而，在放大了原告拥有权利的图片与被告转载的图片对比之后，发现两张图片高度相似，但并非同一张。

为什么会出现两张相似的图片?随着调查的深入，一种在图片和摄影作品侵权诉讼中流行的版权“钓鱼维权”套路逐渐清晰。

第一步，钓鱼者监测并锁定大型央媒发布过的图片。大型媒体平台拥有强大的传播力，发布过的图片经常被地方媒体、自媒体以及其他商业主体转载或者引用。钓鱼者以此为“鱼塘”养鱼，通过长期定向的监测，掌握大量的涉侵权线索。

第二步，根据涉侵权线索，找到图片的原作者，付费购入相关图片版权。但由于央媒的版权意识较高，发布图片时通常会从作者或版权方获得授权，因此第三方公司转而从作者手中购买高度相似图片的版权。图片维权市场上的“真假李逵”由此而来。

第三步，以假乱真，发起诉讼，通过判决或者和解赔偿、销售图片来实现“钓鱼”变现。

显然，王江和很多同行都遭遇了版权钓鱼。“如果不是发现(相似图片)这个瑕疵，我们很可能被套路。”一家传媒机构人士表示。

央媒、大型媒体为版权钓鱼者提供了绝佳的“鱼塘”，除此之外，互联网上一些“免费”的图片素材网站，也暗藏“钓鱼”——使用者在下载图片的瞬间，已经被记录。

“在这里，有人负责钓鱼，有人负责买图，有人负责维权，有一条分工明确的流水线。”一位摄影师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记者获得的一份起诉书显示，原告在还没有成为摄影作品著作权利人时，就先固定了“侵权”的证据。原告何以能做到先锁定证据，再“精准”地买到这张图?原来，在侵权市场，图片的监测、购买、诉讼、销售的背后，有一套信息高度共享的机制。

维权，还是碰瓷?

作为一家较为知名的传媒机构，近年王江所在公司已经十分注重版权的授权使用，但每年还会收到一些律师函、诉状。这些起诉书中，哪些是真正代表著作权人主张权利的正常维权，哪些是不具备维权资格的主体在碰瓷?为了甄别这些“李逵”，王江常需要审核每一份起诉材料，让对方反复补充证据，为此投入不少精力。

相比被告的被动和忙乱，原告的工作则是标准化、批量化。

以前述东莞公司为例，天眼查显示，该公司2022年刚成立，注册资本10万元，作为原告，该公司已有68条涉诉信息，大多数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案由;北京某影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曾以类似案由起诉他人或公司超过1万次;北京某创意图片有限公司，以同类案由起诉他人或公司超5000次。

近期戴建峰与视觉中国的纠纷让代理维权再次引发关注。其中的核心争议便是，维权主体所获得的图片著作权的授权转让链条是否清晰?代理维权公司是否是合格的维权主体?是否存在扩大维权范围、碰瓷式维权的情况?

代理维权本身并无不妥，但如果代理方所拥有的授权文件存在瑕疵，便涉嫌“碰瓷”了。尤其是针对相似图片进行的“张冠李戴”式维权，被告不易发现其中玄妙，碰瓷则更容易得逞。

为什么摄影作品、图片版权领域成为了侵权和维权乱象的高发地带?

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律师李丝芮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版权也称著作权，共包含十七项权利，其中署名权、修改权等四项是不可转让的人身权，剩下的十三项均是可以分拆转让的财产权。

她说：“实践中，著作权人可能出现仅转让某一项或者几项权利的情况，导致授权的种类非常复杂。原告到底是不是相关权利的所有者、是不是合格的起诉主体，均要看合同具体约定;如果发生多次转让的，还要追溯前面的转让合同，只有每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