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安华:推动消费回升,探讨直达居民部门的政策组合
时间:2023-10-31 00:00:00来自:新浪财经字号:T  T

三季度经济数据超市场预期,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高于疫情前,二是最终消费增长高于社零消费,反映出服务消费的补偿性释放。但在低收入增长背景下,消费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存疑。总体来看,与发达国家的疫后修复进程相比,我国实际消费与疫前趋势水平仍有缺口。

提升居民消费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反思现有政策工具,我国直达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工具数量少、规模小。研究发现,直达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具有较高的财政乘数,政策效果显著优于向企业部门、地方部门的转移支付。过去几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提振消费要更加关注居民部门,更加聚焦居民部门。在外需萎缩、政府过紧日子的背景下,扩大内需不能再走扩大投资的老路,建议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重构一套以家庭部门为本的一揽子转移支付工具,包括税收、补贴、救济等,致力于推动居民消费回升。

——丁安华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2023年10月22日的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会第57期暨“双周圆桌”第418期“如何推动消费回升”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有删节。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讨论如何推动居民消费回升,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讲,主流学术观点基本都支持进一步提升消费,但在实践中,政策工具依然偏好投资拉动。因此如何理解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该用什么样的政策、方法、途径推动消费?仍需构建共识。

招商银行研究团队,这些年致力于构建一个自上而下的分析模型,以此判断商业银行的经营趋势和发展战略。作为零售领先的商业银行,我们特别关注消费增长问题,尤其是信用卡业务。实际上,信用卡收单的数据颗粒度很细,招行信用卡本身也处在国内领先地位,因此招行信用卡数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居民的消费增长趋势,也可以印证官方统计数据。近几年由于消费形势并不乐观,国内主要银行的信用卡业务都面临经营压力。基于此,我根据工作中的体会和研究的观察,分享两方面内容。

当前消费复苏的进程和意义

三季度经济数据超市场预期。万得和彭博一致预测三季度同比增速在4.4%-4.5%,实际增速为4.9%。数据公布后,国内外经济分析师纷纷上调中国全年经济增速的预测至5.2%左右。

但一般民众对于经济增长的“体感温度”依然偏冷,原因在于GDP平减指数为负,而民众所感受到的薪资、收入、盈利和股价都是名义值。根据测算,三季度实际GDP增速4.9%,GDP平减指数-0.9%左右,因此三季度名义增速为4%左右。

消费数据方面,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疫情前,今年一至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累计达83.2%,其中三季度为94.8%,远远高于疫情前同期水平。二是最终消费增长高于社零消费,反映出暑假期间社交、出行等服务消费的补偿性释放。

疫后首个暑期消费需求明显释放,这既有去年低基数效应,亦有对上半年消费偏低的补偿效应,可能存在超调。一是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94.8%,超出疫前三年中枢34个百分点;二是居民消费倾向逆季节性反弹至69.8%,高于疫前三年均值2.5个百分点。

不过,低收入增长背景下,消费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存疑。三季度人均消费支出环比超季节性转正至13.2%,高于疫前三年均值6.7个百分点;累计人均消费支出增长8.6%,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5.2%的增速。换言之,人均消费支出的高增长,是在可支配收入增长偏低的背景下实现的,这与疫情前人均可支配增长高于消费性支出的历史惯例不同。问题在于,收入增长放缓背景下,消费支出高增长能否持续?这值得讨论。

服务消费方面,相对商品消费而言,服务消费表现相对强劲,尤其是与社交相关的餐饮服务消费表现亮眼,说明社交活动的恢复拉动了餐饮服务的强劲表现。从旅游消费看,国庆期间人流已经恢复,相比2019年增长4.1%;但人均旅游消费比2019年下降2.5%,呈现出人流多花钱少,旅游人次与人均消费背离的情况。今年五一和端午假期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

商品消费方面,必选生活品的消费恢复增势较好,如食品、日用品、药品等;服装、珠宝消费增速企稳。问题主要存在于房地产相关行业和汽车、通讯器材行业。家电、家居、装修等地产后周期消费深陷收缩,剔除基数效应后的两年复合增速仍然处在低位;汽车销售受补贴和促销政策提振,走势相对较好;通信器械低位企稳。

总体来看,与发达国家的疫后修复进程相比,我国实际消费与疫前趋势水平仍有缺口。今年社零名义增速要达到近9%才能弥补这一缺口。目前看来,这一假设偏乐观。从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情况看,美国个人名义消费远高于疫前趋势水平。即使剔除通胀因素,美国实际消费也实现了强势的趋势回归。

构建直达居民部门

消费刺激政策工具箱

我们讨论提振消费,并非仅是回归趋势水平,而是在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根本性的问题,即在双循环格局下如何改变中国的储蓄消费结构,进而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重构中国经济宏观恒等式。这就需要构建系统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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