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但是，科学技术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中，就会产生善果或恶果。人类只有真正学会了和平共存，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病态纠结才会消除，奥本海默式的困境才会彻底破解。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空军先后对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掷一颗原子弹，这两起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核爆炸造成日本大量军民伤亡，也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作战的胜利进程。长崎被原子弹袭击后的第六天，日本天皇裕仁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殃及60个国家和地区、席卷20亿以上人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划上沉重的句号。
爆炸在广岛和长崎的这两颗原子弹的发明人，就是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下的科研团队。这是一个以“曼哈顿”绝密计划为标签、以美国政府为主导、以西方国家最优秀的科学家为骨干、以10万服务人员为依托、以20亿美元项目经费为补给而组建的超级科研团队。他们在以科技伟力降伏日本法西斯的同时，也打开了核武器的“潘多拉魔盒”。
二战结束78年后，奥本海默的故事被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搬上了荧幕。2023年9月2日，我走进影院，观看了这部被热议的电影。假如希特勒御用科学家率先发明原子弹，战争的结局会怎样?假如“曼哈顿”绝密计划失败，1945年之后人类的命运会怎样?观影过程中，这两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纠缠。
不妨穿越时光隧道，重回那个乌云笼罩、波谲云诡的年代，去追寻奥本海默的身影和他的前尘往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迅速蔓延。为增加各自胜算，参战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不断加码升级。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争分夺秒地向战场上的战斗力与破坏力转化，最优秀的科学家也被各参战国政府全力笼络，去服务于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
在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建言推动下，1941年12月，美国政府制定了“曼哈顿”绝密计划——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1942年6月，“曼哈顿”绝密计划正式启动，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伯特·奥本海默被任命为该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奥本海默带领恩利克·费米、爱德华·泰勒、尼尔斯·玻尔、理查德·费曼、约翰·冯·诺依曼、欧内斯特·劳伦斯等一众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攻艰克难，终于在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曼哈顿”计划至此大功告成，居功至伟的奥本海默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尽管功勋卓著、科研成果丰硕且头衔闪光，奥本海默在二战结束后的生活却并不如意。由于他早年同情共运人士，妻子与朋友参加过美国共产党，加上他在二战后反对美国研制氢弹，他被贴上了亲共的标签，甚至被怀疑是苏联安插在美国的特工。20世纪50年代，冷战寒流下，美苏在全球展开争霸，国际局势紧张不安。美国国内，以麦卡锡议员为代表的极右派势力掀起反共浪潮，奥本海默被牵扯其中，受到迫害。1953年12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为奥本海默举行安全听证会，经过漫长的质询与答辩后，听证会最终宣布奥本海默没有犯叛国罪，但裁定他不应该接触军事机密，并终止了他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职务;半年后，奥本海默被美国政府吊销安全特许权。
影片《奥本海默》的主要故事情节，围绕着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奥本海默的听证会展开。导演诺兰运用主观性叙事和时间乱序的手法，将奥本海默的求学、爱情与婚姻、参与政治活动、主持“曼哈顿”绝密计划、反对美国政府研制氢弹这一系列故事，演绎得波澜起伏且扣人心弦。主要演员基里安·墨菲、艾米莉·布朗特、马特·达蒙、小罗伯特·唐尼等人的表演也相当精彩。这部影片，不仅对观众进行了一次高品质的科普，也能引发观众对奥本海默的命运做一些思考。
听证会上有质询和答辩两个环节，它汇聚智商、情商与观点的交锋，是一个很开脑洞的地方。影片《奥本海默》在听证会这个情节上大做文章，是一个巧妙的构思，能够营造出一个思辨的场景与氛围，启发观众思考奥本海默作为被质询者的困境。这个困境，在奥本海默身上主要表现为一个难题：作为科学家，奥本海默应如何处理科学研究与科研成果被用来作恶之间的矛盾?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但是，科学技术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中，就会产生善果或恶果，正如核裂变可以用来发电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杀人。问题是，“人类杀人”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伦理难题。同为人类，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更何况，借助科技力量的赋能，人类自相残杀的规模会成百倍、成千倍、成万倍地放大。在很多时候，一个人将另一个人定义为“坏人”这件事的正当性，本来就很可疑，而将这个“坏人”杀死的正当性，就更可疑了。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瞬间夺去了十几万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这使得“人类杀人”这个伦理难题呈现出极端狰狞的面目，它刺痛了戴着“原子弹之父”头衔的奥本海默，让他在战后余生里一直承受着良心的自责。奥本海默反对美国政府研制氢弹，正是他良心自责的反映。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国家之间一旦有了战争，科学家就不得不为本国的战争政策服务，他们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