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就预期管理在宏观政策中的有效性、下半年的需求表现等进行了探讨。张军教授认为,对经济恢复要有耐心,可从提高家庭实际收入入手改善预期。
人们常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去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0.2个百分点至2.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连续4次下调2023年经济增速预期,展现了对未来经济摇摆的不确定。
2023年上半年已经过去,情况似乎没有预期那么糟糕。中国今年上半年经济表现弱于预期,但部分行业需求旺盛,呈现一片较高景气度的景象。美联储再次释放加息信号、人民币贬值,系列新变化成为宏观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市场对下半年的经济复苏抱有更高期待。强预期与弱现实的强烈反差,也使得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期管理的话题被重新提及。
一、“没有预期管理会更糟糕”
时代周报:过去,你曾强调预期管理要放到宏观经济的中心位置。现实世界中,我们很难预料“尾事件”所带来的连锁影响。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预期管理在宏观政策中仍有效吗?
张军:没有预期管理的情况会更糟。市场存在太多噪音,市场主体无法看清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需要根据预测值来判定,而对宏观经济做出短期预测是宏观管理当局非常重要的职能。西方国家主要通过央行来进行预期管理,如美联储会基于美联储董事每季度对美国宏观经济的预测值,做出一个点阵图向市场发布。
中国除央行外,还有如发改委等的机构也应该进行预期管理,这样的话就需要每个季度定期发布对宏观经济的预测。
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预期管理的核心,就是宏观管理当局向市场不断公布和修正对经济运行状况的预测,引导市场主体的看法,通过与市场主体不断磨合,逐步消除不确定性。这有利于投资者、企业、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形成对经济未来走势的把握和认知,稳定其行为。
总之,预测是预期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工具。要管理预期,央行或有关当局就要主动地发布预测。统计局应该每月、每季度公布更多具有信息量的数据。例如相对于同比增长率等数据,经过季节调整后的环比增长数据更重要,而且通过季度环比折年率,还可以预估年度增长率变化。
有了预测值在先,还可以观察到一些宏观指标跟预测值的差距,市场主体经济表现是改善还是恶化了,这一信息对于理解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是有价值的。
时代周报: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一定阻力,如何改变这一局面?
张军:宏观经济的所有指标都是相互影响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很容易造成我们在分析一些现象时出现循环论证。比如,经济状况不好导致需求弱,但需求弱的原因是经济不好。有时候你会觉得宏观现象背后的头绪很多,但有时候一个单一的方面好转了,可能引起其它方面都会改善。所以,宏观问题看上去更复杂。
为什么企业投资、老百姓消费意愿不高?老百姓的顾虑是挣钱可能越来越难了,因此大额消费要谨慎,家庭要做更多的预防储蓄。企业的顾虑是战线不能拉得太长,少投资项目,多去些库存,所以更愿意收缩而非扩张。一旦经济前景不乐观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时,总需求就会疲软下来,经济自然会变得更差。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中国经济在2014年后增速开始放缓,当时还流行一个理论认为,经济放缓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经济进入到了“换档期”。如同开汽车一样,换档时首先要减速。
经历了多年的持续放缓后,市场主体的预期发生变化了,他们会趋向于认为经济的增长能力不如从前,很多人会去适应放缓的环境和趋势,对经济前景变得不那么乐观,会下调对经济增长的预期。
下调的预期下,支出变得谨慎,这便导致下一年的实际增长比上一年更差,从而不断积累经济下行的压力。加上这些年我们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各种掣肘和约束变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总体表现得偏谨慎和保守。
政策力度不够,需求就拉不上去,使得经济没有进一步增长的需求条件,自然也难以支撑消费需求。
时代周报:需求与经济的循环影响要如何去打破或者改变呢?
张军:如今打破这个互为因果的循环比较难。在经济放缓头两年,出台短期政策去调整或许更有效果。正如前文所说,时间越久,预期越不容易改善,要扭转预期就更困难。
要打破这个循环,关键仍然是要出台足够强力、能够让预期至少在某一方面有所改善的政策。现在有不同的建议,有些人建议要从放松房地产市场开始,在大多数地方取消限购和限贷,降低首付款比重;有些人建议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降息;有些人建议要从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入手,加快中央与地方债务置换等等。
我建议要从支持家庭消费和减少家庭开支负担入手来改善预期。当然,如果这些政策可以组合起来变成一揽子政策,效果会更佳。这需要政府考虑最小资源约束,看看能够做到多大的范围和程度。至少,现在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太大了,可以压缩不少,腾出15万-20万亿的资金盘子来支持这个组合拳。
时代周报: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