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传统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历经改革开放，转向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大国在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1957-1977年，GDP年平均增长4.97%，到1978年时，经济规模为3679亿元，折合美元占世界总量的3.6%，人均GDP水平385元，折合官定汇率为229美元，按照市场汇率可能在50美元左右。从1978到2010年，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02%，GDP规模超过日本达到410354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水平提高到30808元，折合汇率美元为3434美元。
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以来，虽然因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及其少子化和老龄化，大国之间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还有近几年的疫情和地区军事冲突等客观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但1978-2022年，经济年平均增长9.12%，GDP规模1210207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汇率占世界总经济规模的18.05%，人均GDP为12741美元。
如何解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深层次来源，认识后期经济增长放缓的形成机理，寻求未来还能够中高速增长的内生动力和释放算法?确实需要从基础学理方面符合中国国情体制地进行深入探索。下面是我对此初步尝试性研究一个介绍。
国家经济类型与二元体制常态
观察国民经济的运行、增长和发展，主要表达是各方面的经济数据。而揭示需求与供给、投入与产出和债务与资产等变量之间变动关系时，不同类型的经济体，需要有不同针对型的数理逻辑和分析方法。中国与市场体制发展中国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向市场体制转轨国家(绝大多数是三到五年的瞬时转轨)三大分类相比，都呈现出独特的非标准特点。即是一个体制和结构双二元转型、计划与市场二元体制并存型和特长周期体制渐近转轨型国家。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要素投入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而经济增长率却大幅度上升，生产率的提高，源自于哪里?用标准化的哈罗德-多玛投资积累、刘易斯二元结构转型和索洛市场经济等增长模型描述，可能都存在着所用方法针对分析客体的错位。需要做的工作是，给中国这样一个特大规模和特长周期渐近转轨国家的经济分析，看能不能提供符合中国体制类型的经济学基础数理逻辑。
改革推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是，在叙事方面，要么是定性的逻辑分析，要么是改革前后结果的比较，可能没有针对特长周期二元体制经济体的数理分析思路和方法，去证明经济奇迹来自于体制改革，也无法证明深化改革会继续内生地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
体制扭曲是计划与市场并存经济的一个常态，并且许多体制扭曲无法予以纠正。在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政府不当干预，或者自然垄断，在资源配置中也存在或者发生扭曲。对于这种扭曲，要么有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竞争主体，通过各种变通行动自发地进行纠正;要么政府通过各种反垄断的规定和措施，进行司法和行政纠正。然而，在二元体制经济中，普遍发生的不是经济自然垄断扭曲，也不是单纯价格和资源配置数量方面的扭曲。
市场竞争主体对于二元体制性扭曲的应对，大量结果的是成本极高和风险很大，许多不可能被纠正。一是纠正的风险极高，纠正收益为负，几乎不可能被纠正。比如，土地计划分配、用途管制和规划约束，农村住宅禁止市场交易等扭曲。如果投资经营居住者，试图以小产权房的方式，兴建生产工厂、商业设施和居住房屋加以纠正，就会被当作违建强制拆除，也会有购买农民住宅后因其反悔诉讼被判交易违法而退回。还比如到城镇常住农村户籍人口，其到龄子女想在务工地上学，但义务教育的户籍歧视，无法纠正这种扭曲，必须回原籍地农村就学。二是可以纠正，但成本较高和法律风险很大。比如，一些市场竞标和进入，有国有资质障碍性的体制扭曲，国有企业竞标获得标的，民营企业挂靠国有企业实际进行投资建设经营，加以纠正。但民营企业需要支付程度不同的挂靠成本，并且有应收款项被国有企业延付、挪用和恶意抵赖的风险。二是可能被纠正。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被户籍限制，但农民20世纪80年代后期外出务工，务工证和居住证变通可以使他们在城镇寻找工作获得了工资。还如改革开放初时，农村土地并不能交易，但农民兴办了乡镇企业，进行工业生产和高附加值种植，获得了地租。但2004年以“散、乱、污、小、差”为由整治，大量的乡镇企业被关停。
找出内生变量使改革释放生产力可以数理解释
也许有读者要问，生产方面的产出增长由投入要素数量决定，增加这一内生实体变量，就可以得到产出的增加。然而，体制改革并没有增加新投入的实体要素，因此怎样将其变成内生的动能变量呢?形象地解释，如果将国民经济看成是一个循环流动运行的系统，其组成则为流体、管道和各种闸口。经济运行体系中，生产要素和货币支付等流体市场化地自然流动，而闸口则是对流体能否通过和流量大小的人为控制。不考虑体制因素的产出和增长函数，以投入流体多少为内生变量。而建立体制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数理关系，则要以闸口大小及其开关为主变量。我的思考是：如果将国有经济看成是一个“生产—分配—支出”的流动循环体系，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