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相对不足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老问题，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大幅偏低，且疫情以来进一步恶化。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同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均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列为今年重点工作之首，提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在此背景下，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举办“扩大内需战略与提升居民消费问题研究”课题研讨会，邀请相关政府部门专家、高校院所学者、市场主体代表建言献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参会并作专题发言。
陈道富表示，提高居民消费可能涉及四个战略方向性选择：第一，是否能接受我国从快速扩张型的经济体转向相对稳定发展的经济体，或者说进入消费社会;第二，提升居民消费要面临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性选择;第三，提高居民消费还与收入分配格局有关;第四，提高居民消费要考虑数字时代对消费结构带来的冲击。同时，他表示，研究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率需注意五个方面：一是居民消费率低是事实，本身不是问题，只是“显示器”;二是分析居民消费倾向需考虑社会保障状况;三是资产负债率与可支配收入占比制约居民消费率;四是“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对消费的影响不同;五是在经济生态中讨论提高居民消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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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表现为微观上的居民消费行为，实际上也反映了宏观环境和运行机制。因此，提高居民消费既要从微观行为入手分析，了解不同群体的不同消费特征，着眼于居民收入、财富、消费场景和供需匹配条件、机制等，也需要跳出消费行为本身，从体制机制角度分析消费行为特征的必然性，从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财政体制改革等方面寻找空间。
一、提高居民消费可能涉及的四个战略方向性选择
分析提高居民消费，可能需要先分析可能达到的程度和这种决策意味着什么，从而保证是内在逻辑一致的真实意愿表达。从最终可能实现和接受的愿景出发，有助于感知提高居民消费的可能潜力和所需要的体制机制条件，这会涉及到对未来经济政策方向性选择问题。
第一，是否能接受我国从快速扩张型的经济体转向相对稳定发展的经济体，或者说进入消费社会。一般而言，投资率较高往往意味着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较多，倾向于选择长期增长抑制短期消费;消费占比较高的经济体，往往是较为成熟的经济体，回归经济增长的本意，注重消费的意义，也意味着经济渡过了高速增长时期，趋于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达到相对稳定状态的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我国仍强调优化产业布局，重视挖掘数字经济潜力，对经济增长速度还有规划性要求，还需依赖必要的扩张性投资，当然最好是效率提升型投资。因此，提高居民消费率还主要是边际改善的纠偏概念，还不是转向消费社会的战略。
第二，提升居民消费要面临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性选择。社会保障状况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体制机制性因素，涉及到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选择问题。首先，我国要不要从现在相对平衡或者周期平衡财政转向功能性财政?财政口子如何打开——是在周期平衡框架里打开财政，还是功能财政方向里设计。其次，财政是建设型还是转向保障型，保障型是大保障还是小保障?西方国家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很多的财政赤字是为了提供社会福利维护社会保障体系的;我国的财政是不是要从建设型转向保障型，保障型能不能在功能财政框架中平衡财政收支。同时，如何平衡提升地方居民消费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目前地方财政中隐含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有利于投资、不利于消费的，要不要在地方财政管理中嵌入鼓励消费的激励约束机制?如果这些问题还没有做出判断，那么提升居民消费的战略又要这个体制机制约束下展望。
第三，提高居民消费还与收入分配格局有关。劳动报酬在中国GDP里的占比是相对偏低的。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有数据计算的因素。但如果假设我国收入分配总体上是有经济基础的，那么偏低的劳动报酬比例，可能与劳动以及劳动代表的工作能力在经济创造中的边际贡献偏低有关。我国的收入分配并不完全基于劳动能力，我国初次分配中存在较为普遍的行政和收入再分配的成分。当然，近些年劳动工资有所上升，正在逐步改变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的状况。我国重视推动结构调整，致力于共同富裕，显然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消费不仅仅是简单地提高劳动报酬，而是要先找到影响劳动收入分配的背后机制，是根据什么进行收入分配的，背后机制又是什么。
第四，提高居民消费要考虑数字时代对消费结构带来的冲击。ChatGPT、OpenAI等日新月异，数字时代就在面前。在数字时代这一转型的关口，消费和就业的形态显然会发生巨大改变。我们期待数字时代在取代原有工作的同时，也会创造更加巨大的工作机会。但转型时期的巨大“结构性”失业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未来的工作和消费形态可能会极大不同。欧洲有些国家在探索”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会不会成为数字时代的基本模式?作为战略性设计，也许我们需要适当考虑数字时代可能带来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