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经济持续复苏，货币政策操作也在发生微妙变化。过去三年，人民银行创设十余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以期发挥促进信贷结构优化的精准导向作用;不过，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很少再提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积极做好‘加法’”，转而多次强调“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近期更是透露工具退出的时间安排原则。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已成为各国货币当局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这种创新最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损，投放的流动性无法有效惠及经济受困领域。然而，受访专家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通常被看作是临时性的非常规举措，对其使用应秉持谨慎态度，尤其要注重设置退出机制，警惕规模过大对货币政策传导带来副作用。

截至今年3月末，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一共17项，余额大约6.8万亿元，占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15%左右。在完成阶段性历史使命后，部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从“潮起”趋向“潮落”。

潮起：17项现存工具中

超七成为近三年所设

我国创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自上世纪90年代就有。央行公布的信息显示，1999年我国创设支农再贷款，向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引导其扩大涉农信贷投放，降低“三农”融资成本。

进入21世纪，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我国创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仍较为有限，包括2008年开始发挥结构性功能的再贴现，以及2014年创设的支小再贷款和抵押补充贷款(PSL)等。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存的17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中，上述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均为长期性工具，剩余14项工具为阶段性工具，且其中有13项在2020年后所设(过去一年更为集中)，足见近三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对结构性工具的倚重。

对于为何近三年会密集创设如此多的结构性工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从国际实践看，很多国家的货币当局推出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这多在危机背景下且一般性货币政策效果失灵时使用。我国自疫情暴发以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较多，就是因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在部分部门、部分领域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政策效果，所以通过结构性工具实现“精准滴灌”的直达效果。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通过开展定向操作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成为主要经济体央行的新动向。如美联储实施“扭转操作”以打通短期利率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梗阻，欧洲央行推出“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也是在引导资金通过信贷等途径流向实体经济。因此，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国际上更多被看作是货币政策应对危机的特殊安排。

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也对记者表示，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兼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一方面，受疫情及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信贷需求转弱，贷款增长一度有所放缓。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可向金融机构供给基础货币，有助于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信贷平稳增长。另一方面，在疫情的影响下，一些行业所面临的困难比较突出，结构性工具可以对其形成有针对性的支持。

央行近十年态度的

微妙转变

2014年是央行构建结构性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一年。当年央行一口气推出了三项结构性政策——PSL、支小再贷款和定向降准(该政策目前已不再视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其中，PSL主要服务于棚户区改造、地下管廊建设、重大水利工程等重点领域，后两项则主要用于解决当时“三农”小微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

一方面是稳住传统基建投资增速，另一方面是缓解特定领域的融资难题，货币信贷政策谋求创新之举的宏观大背景，是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经济减速后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货币政策开始聚焦解决结构性问题，结构性工具便应运而生。

央行在《2014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称“《报告》”)中就指出，“当前我国货币信贷存量较大，增速也保持在较高水平，不宜依靠大幅扩张总量来解决结构性问题”。

不过，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央行对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态度发生着微妙变化，从最开始的持谨慎态度，到积极做好“加法”，再到“有进有退”，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经济增速换挡后，货币信贷努力实现总量稳、结构优动态平衡的艰难探索。

在2014年推出定向降准之际，央行在《报告》中强调，货币政策主要还是总量政策，其结构引导作用是辅助性的。定向降准等结构性措施若长期实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数据的真实性可能出现问题，市场决定资金流向的作用可能受到削弱，准备金工具的统一性也会受到影响。

然而，疫情暴发以来，央行更加重视结构性工具的调控作用，连续多个季度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积极做好‘加法’”，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速扩围。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近日表示，近年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注重发挥好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