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风险已成为各种关键矿产定义识别模型中共通的标准，这充分反映出西方主要经济体制定关键矿产战略的底层驱动力在于降低供应链脆弱性对多层面国家安全的不利影响

在科学技术研发领域，西方主要经济体现在普遍将推进尖端提取、回收和再利用技术视为关键矿产战略的重要组成

美西方强化供应链伙伴关系，搭建能源与关键矿产国际联盟、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等各种“小圈子”，具有排他性的区域化、集团化特征。同时，美西方也在利用政治影响、舆论话语权等来破坏竞争对手的关键矿产供应链

关键矿产决定着诸多战略产业命脉，堪称产业发展“维生素”。随着大国博弈加剧，美西方愈发重视关键矿产安全，近年来加紧推出、调整关键矿产战略，展开全球布局以应对供应链风险。

操纵资源的四种手段

在长达数百年的殖民时代，西方主要国家曾对全球能源资源实行直接暴力掠夺政策，给亚非拉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上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并取得历史性胜利之后，西方的直接掠夺虽然在形式上有所收敛，但实质上仍在广大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以更隐蔽的方式持续进行。

概括起来，西方操纵与控制资源的手段主要有四种，即经济胁迫、军事干预、产业控制和政治操弄。

经济胁迫，是指通过操纵价格、贸易协定、国际援助和其他经济政策等来控制资源国的矿产流通，如利用贸易协定降低矿产进口关税、通过操弄国际援助威胁资源国低价出口矿产、利用金融霸权操纵大宗商品价格等。

军事干预，是指通过入侵或支持有利于西方利益的军事政变来非法抢夺资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如19世纪时欧洲列强通过军事干预来控制非洲的橡胶、象牙和其他资源，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西亚、北非国家进行入侵和控制，尝试扶持傀儡政权等。

产业控制，是指通过控制大型矿产开采、贸易企业或平台，对关键矿产实施源头和渠道双垄断，以实现产业链吞并。目前全球采矿业巨头集中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如力拓、必和必拓和嘉能可等，这些公司与西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常在几乎没有监管的环境下对资源国实施掠夺。

政治操弄，是指通过扶持亲西方政治势力对资源国施加政治影响，如冷战期间美国在多个国家扶持了充满争议的领导人，甚至不惜抛弃所谓“民主”口号直接参与建立独裁政权。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亚非拉和平力量的持续发展和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西方使用上述手段不得不有所忌惮，转而采取更内化和收敛的方式制定资源政策，这一趋势在关键矿产领域体现得较为明显。

由经济利益转向安全利益

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初起之际，西方主要经济体普遍注意到关键矿产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具有决定性价值，相关战略、法规随之相继出台，并随着形势发展进行了动态调整。

考察美欧日澳等发达经济体关键矿产战略的提出和演变历程可以看出，其首要考量已逐渐从最初的经济利益转变为安全利益。

当前，西方主要经济体评估和筛选关键矿产的标准虽然不一，如美国侧重于供应风险、市场动态、产量变化，欧盟和澳大利亚侧重于供应风险和经济重要性，日本则在供应风险和经济重要性基础上增加了可操控性指标等，但供应风险已成为各种关键矿产定义识别模型中共通的标准，这充分反映出上述经济体制定关键矿产战略的底层驱动力在于降低供应链脆弱性对多层面国家安全的不利影响。

这种安全性考量又与上述经济体各自的战略规划、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因素相结合，使其关键矿产战略向着不同方向演进。

受其所谓大国竞争战略影响，美国对列入关键矿产清单矿种的评估主要有三方面考量：一是遭到破坏的可能，涉及生产国的政治稳定性与安全性、基础设施的充足性、贸易壁垒与税收法规等因素;二是贸易风险，包括进口依赖性、对外依存度等;三是经济脆弱性，即在本国制造、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历史上，美国在二战和冷战期间有过两轮关键矿产政策制定高峰，分别以1939年的《战略性和危机性原材料储备法》、1974年的《关键进口矿产备忘录》和1979年的《战略性和危机性原材料储备法》修正案的制定为标志。随着二战和冷战的结束，这些政策被束之高阁。

自2008年起，美国开始重翻“旧账”并将其逐步升级到战略层面，先后制定了《矿产、关键矿产和美国经济》(2008年)、《关键矿产战略》(2011年)、《能源和矿产资源科学战略》(2012年)、《关键性矿产评估》(2016年)、内政部《35种关键矿产清单》(2018年)和内政部《50种关键矿产清单》(2022年)等相关政策文件。

与此相配合，自2017年起，特朗普政府连续签署《评估和强化制造与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弹性》(2017年)、《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2017年)、《解决依赖国外矿产对国内供应链构成的威胁》(2020年)三个行政命令，对美国制造业、军工业关键矿产供应链进行“脱钩式保护”，并要求美国联邦机构必须以整体协调的姿态采取行动贯彻这一主旨，折射出美国政府将关键矿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问题泛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