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社会对商业的主流理解令人反感，而且是错的。令人反感是因为它不区分商人的动机和犯罪团伙的动机”。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与约翰·凯在合作撰写的《贪婪已死》一书，针对盛行于当代的个人主义、相关观念及其引发的社会和经济行为，分析了贪婪何以成为人类社会日益走向贫富差距加剧与极化撕裂的罪魁祸首。作者在书中表示，在自私鬼各自追求利益的社会里，家庭或族群之外的全部关系都是赤裸裸的交易，这样的社会不仅是世界上最贫困的，还会注定拒不变革。只讲交易不问其他的商业模式无助于成功企业的实际运作，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见证了建立在这种信念之上的公司的失败。

“经济人”为何荒谬

“我要说一句，贪婪不是错，对此大家要清楚。我认为贪婪是有益的。你可以很贪婪，同时依然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伊万·博斯基1986年在伯克利对MBA新生说的话。伊万·博斯基有“股票套利之王”之称，他后来因内幕交易被定罪。他说的这些话在第二年被迈克尔·道格拉斯放进了电影《华尔街》中，并改为“贪婪很好!”

“我们每天的饮食，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打算”。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的这句话经常被人们引用，他本人也因此被深深地误解。作者在书中指出，亚当·斯密认识到，人类是自私和同理心、抱负和聪明才智、求知和困惑、竞争与合作的复合体，我们的经济行为是在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下完成的。然而，随着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不断发展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的理论，他关于人性的理解反倒被逐渐忽略了。

“贪婪很好”与“经济人”这一经济学假设分不开。“经济人”亦被称为“理性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多数经济模型都是基于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理性选择这一假设建立的，其框架先由保罗·萨缪尔森最为完整地提出，后来又由弗里德曼和萨维奇把它延伸为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人选择。这些模型还构成了阿罗和德布鲁所描述的完全竞争均衡的基础。

一开始，所谓理性选择仅仅意味着这些个人偏好的一贯性。比如，今天我在最喜欢的餐厅选择了法式黑椒牛排，如果我下周再来，我还会再选择一次。总之，我所做之事必须能使我的效用最大化，否则我就不会去做。在实际应用中，效用最大化的具体表现是，人们对经济激励有反应。在这种体系下，自愿合作派不上用场，所有的关系都是交易。荒谬的是，对由市场激发的自私自利进行的经济学分析表明，个人贪婪确实能产生高效的结果。经济的所有生产潜力都将被发掘，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利己又不损人了。“贪婪很好”驱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去发挥这种潜力。

此外，“经济人”还被假设为知道所有可知的东西，因此不会犯系统性错误。该观点的提出者之一托马斯·萨金特解释道：“世上存在着一种‘模型共有制’，模型中的所有主体、计量经济学家和上帝，都在分享它。”

然而，这一假设却引发了一些灾难性后果，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此，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忏悔道：“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假设机构——特别是银行这种机构——其自身利益在于它们最能保护公司的股东和股权。我在这一模型中发现了一个缺陷，而我却一度认为这个模型是决定世界如何运作的关键结构。”

可是，依然有人坚持认为，这场危机只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冲击，没有必要就未能预见到的后果道歉。对此，作者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思维上如此封闭，以至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竟然还有人信奉它。

股东价值最大化为何难以为继

商业金融化以及整个经济的金融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领薪水的经理人们极少关注股东。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对股东利益的强调，不是公司法被修改或澄清的结果，而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贪婪很好”时代的产物。

首席执行官如何才能让难以驯服的“经济人”为集体利益服务?新的经济学研究开发了“委托代理理论”作为解决方案：首席执行官需要建立一个监控系统来审查员工的工作表现，并将其与奖惩联系起来，促使员工们去做组织希望的事情。这种监控下的激励措施将员工牢牢圈在一个与奖惩相关的审查网络中。比如，银行职员被要求依照银行制订的目标销售他们和客户都不理解的产品，而奖金季始终是投资银行家每年最“嗨”的时候。

然而，以股东价值为终极目标的机构，除了薪水外，难以为其员工提供其他任何有价值东西。而威朗、图灵、普渡和英瑟斯等公司都曾因自己员工的贪婪而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

多年来，“企业的目的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咒语被不断地重复着。直到2019年8月，在强生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戈尔斯基的倡议下，美国商业圆桌会议正式撤销了它自20世纪90年代就一直在推行的指导原则。该组织发布了一份新指南，列举了五个利益相关者，分别是社区、员工、客户、供应商和股东。这一立场的改变得到了世界众多企业和机构的认可。比如，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和加州公务员退休计划就非常关注富有成效的业务管理方式。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的负责人拉里·芬克每年都会给他的首席执行官同行们写一封信。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