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为何疲弱
当前的全球经济，跟2019年之前差不多，当时没有疫情，全球经济在往下走，2019年中国出口也接近零增长。三年疫情，中国出口反而好了，因为全球供应链出现问题了。现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基本恢复了，但是之前的需求不足问题依然存在。
2019年时我曾判断，全球经济可能要步入一个低增长、高振荡的时代，因为长期和平带来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从历史来看，解决结构性问题往往是通过战争，这对人类是一场灾难。
即便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同样也面临诸多压力。
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我们处在历史上人口数量最多的时代，虽然中国人口已经负增长，但全球人口还会高歌猛进，非洲、印度以及阿拉伯国家还会持续增长。二战结束时，全球人口是25亿人，现在超过80亿人。当人类扩张，其他物种被动收缩，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比较紧张，我们现在遇到的病毒恐怕也跟这个趋势有关系。按照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统计，过去50年，70%的生物灭绝了，还有100多万种生物面临灭绝。病毒需要寻找新的宿主，疫情也许跟人的过度扩张有关系。
第二，国与国关系紧张，俄乌冲突，中美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摩擦加剧，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以及紧张感。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外需下行的压力。
第三，长期和平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当少数人收入占比越来越高，大部分人可能就选择了内卷或躺平，所以社会矛盾也在加剧。
这些问题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能是比较长期的。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已经77年，一战与二战的间隔时间只有21年，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长期的和平，是因为在信息社会，信息高度对称，大家认为战争的代价太大了。但是没有战争，一些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还有人口过度膨胀及超老龄化问题等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又如，30年前，中国GDP占全球份额只有2%，现在占到全球的18.5%;1992年时，欧盟GDP占全球份额是33.4%，现在下降到17.8%，低于中国。这些变化势必对全球模式带来冲击，全球需要一个再平衡。
2010年之前，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是非常顺畅的。全球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引领者，比如二战之后是美国，上世纪80年代是日本。上世纪90年以来，“亚洲四小龙”、东南亚、日本对美均出现出口份额的下降，唯有中国是上升的。
我们一直在批判日本有很多政策失误，导致了失去的20年。我认为不仅因为日本政策失误，也有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当一个国家占全球份额太高的时候，就会受到阻力。有一张照片，是1987年美国三位共和党议员在国会大厦前，用锤子砸碎东芝收音机。所以，只要一个国家在全球抢占的份额太大，都会引发冲突。当中国经济开始放缓的时候，谁又会崛起呢?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所以中国还有机会。
到目前为止，印度GDP只有中国的1/5，印度人口已经超过中国。30年前，印度人均GDP是超过中国的，为什么印度崛起如此之难?跟文化有关，比如印度女性就业率非常低。印度总人口超过中国，但印度劳动力数量只有4.7亿人，中国是7.9亿人。这样的经济结构与劳动力格局下，中国低端制造业可能会向海外转移，但中国制造业优势依然存在。
中国经济长期压力是内需，短期压力是外需
目前中国经济仍受到美国经济的影响，美联储还会继续加息。美国通胀何时会回落?短期内还是有难度。为什么美国利率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通胀依然那么坚挺，失业率仍在创新低?
如果把时间拉长，我相信美国通胀肯定会回落。如果把美国就业人口数据和劳动参与率数据进行比对，会发现迄今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如劳动参与率已经明显下降了。
我的判断是，美国应该会在今年结束加息周期，至于下半年还会不会加不好说，要看2月份通胀数据。在如此快速的加息过程中，美国经济、金融市场都会受到影响，一个国家不可能持续加息而经济依然坚挺。
一旦美联储终止加息，我们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就会被打开，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全球经济下行过于担忧，各国经济都有一定韧性。
中国经济的长期压力还是在于内需，短期压力是外需。短期压力在疫情之前已经有过了，只不过疫情基本结束以后，问题会更多显现出来。
内需是一个长期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把恢复消费和扩大消费放到优先位置。拉动消费的基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跟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比，都处在一个相对低的位置。这有文化传统的因素，如中国人喜欢储蓄，也有自身的结构性因素，比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名义GDP增长幅度、收入结构偏差等。但与之对应的是，我们的投资率提高了，我们通过招商引资、投资拉动的模式来获得经济增长。中国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中，资本形成占比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这样的模式有它的合理性和优势，但到了外需不足时，转型紧迫性就会提高。这种长期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转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5年时间是不够的，彻底转型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老龄化加速。德国、日本、中国三个国家相比，老龄化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