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内外条件面临40年来极大的变化，相当严峻。

中国政策周期进入了一个超级窗口，宏观政策很可能也要突破常规范式来迎接这一变化。

对内来讲，我创造了一个词汇——微观信用基础的崩坏。

经济面临着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在过去三年疫情、各种不确定性的冲击下，中国的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地方政府、对外贸易部门资产负债表确实受到了很大的损伤，特别是家庭部门表的预期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短期因素讲是疫情的冲击，从长期因素讲，是人口变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会极大影响对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的长期预期。

虽然最近房地产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我们面对的很有可能是一个弱的现实。因为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预期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开发商行为，开发商短期可以通过积极的刺激清掉一部分库存，但是开发商获得的钱和以前不太一样，他第一选择是去还债，而不是把更多的钱投入到买地、迅速开启下一轮的房地产开发周期。传递下去，意味着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压力很难很快缓释下来。

一句话讲，过去地产创造信用、财政形成收入的模式基本面临瓦解。

从整个经济系统来看，我们现在一个突出矛盾是，这个系统中的各个主体，信用意愿和信用能力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表的损伤，所以信用能力受到了很大的损伤，更麻烦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使得有些主体虽然表还可以，但是信用意愿出现了问题，很多主体出现了躺平，选择不作为的状态。

最近中国政府自上而下都非常重视宏观，各地都在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给民营经济送温暖的活动，从侧面反映的是信用意愿问题。

中央要把信用能力和信用意愿坍塌的状态顶起来

今天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这个系统中必须要找出一个具有强烈信用意志和信用能力的主体，站出来。如果把中国经济系统比作一个房子，它作为一个主梁，一定要把这个有坍塌风险的房顶顶起来。

从整个系统来看，这个主体只能来自于中央。今天中国宏观政策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千方百计把中央的信用放入到经济系统中，把整个经济系统面临的信用能力和信用意愿要坍塌的状态顶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宏观政策面临着一个传统方式的突破，我们恐怕要跳出既往的一些框架。

从现实条件来讲，中央的信用怎么站出来?怎么把整个经济系统的信用支撑起来?我们是有现实技术条件的。

中央现在面临的这两张表，预示着中国未来政策空间是长足的。

一方面，中央财政的表。中国中央财政负债率为28%，是一个很低的水平，对比美国债务31万亿~3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37%~140%的水平来看，中国中央财政发力的政策空间是相当充足的。

另一方面，中央银行的表。过去5年，金融供给侧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留下了一张非常收敛的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目前中国央行资产占整个经济系统的比例非常低，只有33%，对比日本中央银行已经达到了250%~300%，中国央行政策储备空间是非常丰厚的。

另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体制，我们有一个以国开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系统。这事实上是一个天然的财政和货币河流的操作平台，相当于一个特殊目的机构。

通过中央银行系统对政策性金融系统扩张的支持，我们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

在二十大报告的宏观部分，政策的语境表述已经非常清楚。

同时，去年九、十月份，中国宏观决策层做了一个小的宏观政策实验，推出了一个很小的政策，中央财政拉了50亿元，支撑中国人民银行实现了2000亿再贷款的扩表。选了七八个方向，比如信创、医疗设备的购置和投资可以享受2.5%的贴息。

这可以理解为一个政策实验的样板间，为后续突破宏观政策的常规范式，比如中国式QE做一个实验的铺垫。

中国宏观政策面临突破

中央信用直达经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对存量信用的改造，它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超过对经济增量方面的支持。

中国庞大的存量经济，其信用和流动性都面临严峻挑战，无论是房地产面临的硬着陆潜在风险、地方政府60多万亿元债务，还是低效率的国企国资体系的系统改革，都关系到经济存量的信用和流动性问题。

简单展示一个数据，去年M2，也就是中国信用扩张达到了28万亿元，但这28万亿最后只得到了6万亿元的GDP增长，可见效率已经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钱到哪去了?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就经历过。2013年一季度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

2013年一季度也是一个非常扎眼的信用扩张，当年有将近6.1万亿元的摄入，增长率接近60%，但是一季度只换来了10%左右的民营经济增长。

当时有很多解释，我的解释是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存量经济维系的成本越来越高，负担越来越重，低效、没有现金流、没有流动性的资产越来越多，债务需要存续滚动。

到了去年，常规政策的措施都进入了一个推绳子的状态，走到这一步是必然的。

它的主要矛盾是存量经济、存量资产的信用和流动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必须通过突破常规范式的技术手段进行改造，让存量的流动性和信用恢复，让它少消耗货币